大豪商富得流油，土地税、商税几乎收不上来，朝廷的国库空空如也。
没钱怎么办？
只能往穷地方刮。
平民百姓被一层层地加码征税。
直到把平民百姓逼到活不下去，揭竿而起……
文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阶层的利益包装成“民意”，把拒绝承担国家责任包装成了“为民请命”，他们站在道德高地上，让皇帝和朝廷背上了所有的锅，自己却躲在后面数钱。
而这还不是他们的极限。
他们还垄断舆论，颠倒黑白。
朝廷的政策，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哪怕是正确的，也要被上纲上线，批倒批臭。
久而久之，官员的正向政绩激励体系彻底崩塌，愿意做事的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那就是他们文人的声音。
这种舆论垄断，甚至都能影响谁当皇帝。
他们的理想国就是“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时代，就像宋仁宗时期，皇帝都得看大臣的眼色行事。
说穿了，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忠臣义士，而是一帮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可怕的是，这些文人很擅长把他们自己塑造成正义的化身。
在这些文人的眼里，士绅为良民，百姓为草芥，武将为莽夫，宦官为奸臣，皇城司、锦衣卫、东厂、军情处为鹰犬，天子为昏君。
他们高举“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心里念着屠龙术；高举“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心里念着何为“民”？
士绅也高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心里念着蝼蚁尚且偷生；高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心里念着“流水的王朝，铁打的世家”。
这就是文人，他们垄断了定义正邪的权力，把他们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包装成正义的，把反对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污名化成邪恶的。
他们不是在参与政治，他们是在定义政治。
而舆论垄断，只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利益。
他们不只是一个政治集团，还是一个紧紧抱在一起的政商一体的利益集团。
他们通过同窗、同乡、师徒、联姻，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任由这个团体发展壮大，他们就会掌握兵权、粮食调配、海外贸易、人事任免，留给皇帝的几乎只有发怒时杀几个大臣的权力。
可他们不怕。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今天还在朝堂上当大员，明天就回乡当大士绅、大地主，在朝廷时，就把门生故吏安插到各个要害部门，他们发迹了再提拔自己的子孙。
就算不幸死了，也有人保住他们的子孙继续在这个关系网中。
这就是旋转门，权力和财富在他们之间无缝转换。
如果任由文官、文人发展，依附皇权而存在的他们，就会视皇帝为仇人，通过垄断来断绝皇帝的财政权，进而干涉军权、人事任免权，架空皇帝的同时，还要皇帝为天下负总责。
这就是文人。
如果让他们发展起来，他们不仅是政治家，还是商人，不仅掌握权力，更垄断资本。他们用政治权力为商业利益保驾护航，用商业利润为政治斗争提供弹药，进而形成政商合体，寄生在王朝上，拼命地吸食王朝的血液，还极难铲除。
更可气的是，他们吃的是皇帝给他们的饭，他们鼓吹的政治纲领却是权责二分法：即国家出事，责任在皇帝，皇帝对士绅地主集团征税，就是不道德，一方面鼓吹藏富于民，朝廷权力必须无限小；一方面鼓吹谁当皇帝谁背锅，朝廷责任无限大。出了任何问题，都不关他们的事，都是皇帝的问题。不要妄想我们跟你一块背这个责任，更别想我们掏钱帮你赈灾帮你打仗帮你治理这个国家。
这么说吧，他们的权力都是皇帝给的，结果他们既要皇帝给的优越性，又把皇帝当作矛盾靶子。
他们的目标就是，对上限制皇权，对国家行为指手画脚，对下压制底层反抗，不许平民百姓对他们议价。
在他们眼里，皇帝多收税，叫“与民争利”，平民百姓跟他们讨价还价叫“贪得无厌”、“不懂廉耻”。
他们是王朝的寄生虫，却把自己包装成王朝的批评者。
他们享受着王朝的一切好处，却拒绝承担王朝的任何义务。
他们把皇帝当作敌人，却又依靠皇帝的存在来维持他们的特权。
他们是最难防范的破坏者。
他们清高，清闲，不事生产，却能得到最好的资源，别人还要对他们顶礼膜拜，让他们高高在上。
清醒的皇帝全都能看明白这些。
比如汉宣帝。
当时，太子刘奭建议：“宜用儒生。”
汉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乃叹曰：“乱我家者，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