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并非本土这些与天子素无瓜葛的寻常门阀。
而周玘正如同他的父亲周处一样，虽然拥有杰出的军事才华，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洞见，以致于临了才明白这一点。等到杜弢前来濡须坞，与周玘联络了解详情时，周玘已经有几分窘迫了。
须知周玘今年已经五十出头，江左名门出身，而杜弢年不过三十，是巴蜀寻常豪族。在双方年纪如此悬殊之下，地位却极为接近。按理来说，周玘此时应该表现出长者风范，为杜弢排忧解难。但现实却是，他的兵力捉襟见肘，并不足以扭转敌我双方的优劣，这让周玘羞于启齿。
但周玘到底还是强撑着乐观情绪，向杜弢讲述了扬州的现状。杜弢事先也有猜测，对此已有准备，便不做苛责，只是对周玘道：“宣佩公放心，只要您坐镇建邺，保住三吴，令我没有后顾之忧，便是淮南尽失，也仍有再战余地。”如此便设法进入了合肥。
周玘也便继续滞留在石头城中，一面收集物资，一面整顿水师，仍旧做渡江北上的准备。但接下来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他的想象，在闵鸿放弃京口离开后的第五日，周玘终于收到丹徒遭受围攻的消息，他闻言一惊，几乎拍断了倚靠的几子，冲口而出道：“妖言惑众！我怎么没收到京口的消息？！”
虽然京口他只留了千余人，但以京口坞的险要，守御个三四日已经足够。只要坞中遣使前来相告，不需要两三日，周玘便能率水师赶赴京口，他麾下同样有五百余艘船只，一旦从京口北面顺流而下，加上京口城的阻挡，有极大概率能直接击溃齐人的水师。而没了水师，齐人又没有据点，除了束手就擒，又能如何呢?
但丹徒的信使赌咒发誓后，也不由得周玘不信，他当即乘一艘冒突快船，带了数十部曲，亲自去京口查看详情。结果当夜抵达后，正见数百艘海船停留在京口，好似狼群汇聚，船桅林立，更如毒蛇揪心，当地还留有万人驻守看防，篝火星星点点，在火光照耀下，周玘更能看到，远处失守的京口城头，正高挂着青色的齐军旗帜。
这情景戳破了他的幻想，不得不在船头颓然良久，听着脚下江水滔滔，他情绪起伏难平，继而对左右说道：“我无颜面见天子啊！”
但周玘也不是一个如此轻易认输的人，以他的性情之刚烈，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也就是片刻，他就从失败的情绪中脱离出来，神色坚定地拔出中兴剑，以指弹剑道：“我正愁乡人不愿齐心协力，竟使得我无处立功，不意齐人竟然南下主动赴死，那我怎能就此放过？”
说罢，他亲自操舟返航。
在周玘想来，京口沦陷，固然是一个坏消息，但其实也是一个好机会。因为眼下的此情此景，与汉军在陇右的战局何其相似？刘曜率军奇袭陇右，突破瓦亭口，使得赵军得以翻越陇阪上陇，不正如今日齐军奇袭京口，继而大举渡江么？
而杨难敌既然能暗中联络陇右、河西各部豪族，突然断去赵人的下陇之路，继而聚众反击，大获全胜，将赵人一举赶回关中，自己又何尝不能号召三吴乡族，摧毁齐人的水师与后路，再将南下的齐人尽数歼灭呢？虽说吴人向来进取不足，但要论同仇敌忾地抵御外敌，也有不少美谈。诸如赤壁、夷陵、西陵这样的大捷，都可以说是守土团结的明证了。
回到石头城内，周玘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以晋安国相的身份，传信于钱塘朝廷，要求留守的甘卓与褚沈、武嘏、章辽等人，尽可能动员周遭大族部曲，北上抵御齐人，二是传信于合肥，要求淮南汉军尽快南下前来汇合，既然齐人已经自京口渡江，他将离开建邺，移师江乘，威逼齐军返回京口，在此进行决战。
这次决战理应是无法回避的，因为齐人此次渡海的数量非同小可，势必要靠淮北运粮接济，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齐人只能先解决江面的安全。
但江东形势的下一步发展，却并未走向周玘预料的方向。
一是他从来都高估了江东吴人的团结程度，正如同他当初试图联合吴人与刘羡讨价还价，结果却被其余吴人率先抛弃一样。这百年来，吴人固然能在抵御外侮上保持团结。但这是要建立在吴土没有被直接入侵的前提下。吴人以扬州为核心隔岸制衡，用水师在三吴之外御敌，或可荣辱与共。
可一旦本土为外人直接逼凌，吴人向来都是不愿意流血的。当年王濬东进之时，吴人见水师不可敌，明明建邺还有近十万大军，不就直接做鸟兽散了么？以致于一箭未发，竟逼得孙皓白衣出降。而孙策仅以千余区区弱旅南下，便在三吴汇集数万大军，不也是一个道理吗？
此次危机亦是如此，齐人既已渡江，而是如此规格的兵力压迫，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成为吴人团结的祭品，见风就倒，先保全自身才是惯用的政治智慧。只有自身有实力，才永远有谈判的资格。
二是周玘低估了王弥南下的决心。虽然齐汉已经建国，但实际上国家根基并不稳固，作为军事领袖的王弥本人更没有占地为王的想法，换句话说，他仍然当自己是一支流民军的统帅。对他而言，一城一地的得失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