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灰缸里多了三个烟头。
第二天一早，他走进了领导办公室，足足待了一上午。
隔了两天，周振邦被叫去看会。
参会的人不多，算上周振邦自己，一共五个人。
有人分管外联，有人负责情报分析，还有一位是长期研究岛上政局的老同志。
周振邦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把情况讲了一遍，从高桥碰壁的事说到赵振国的提议，最后把烟按灭在缸里：
“你们说说，这封公函该不该发？发了怎么写？”
分管外联的那位先开口：“发是可以发，但措辞必须极轻。对方刚上台，位子还没坐稳，任何来自外部的正式文书都可能被他的对手拿来作文章。我们一旦落笔，就等于把态度亮出去了。”
情报分析的那位摇了摇头：“我觉得反而可以稍微主动一点。他拒绝倭国人，说明他有自己的政治洁癖，这种人往往更看重正式的、对等的渠道。我们若是缩手缩脚，他反倒觉得我们没底气。”
老学者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折中最好。既要表达关切和善意，又不能让他觉得我们急于求成。我建议写一封慰问性质为主的公函，对事件表示关切，末尾加一句‘愿保持沟通’就够了。不主动、不回避，把球踢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