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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国的指令很明确：不走马六甲，不走湾岛海峡，从印度洋南部绕行，穿过巽他海峡，进入爪哇海，然后一路向东折向北，沿菲国东侧外海北上，绕过巴士海峡东侧，沿湾岛以东洋面继续北行，随后切入东海，再经黄海北上，最终在辽东半岛沿岸某处隐蔽靠岸。
这是一条贴着龙国整个东部海岸线外侧、巧妙避开所有繁忙航道和敏感水域的漫长迂回路线。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按照“鲸”的满载排水量和经济航速计算，走完这条路线，需要将近两年。
两年里要穿越赤道无风带两次，要经历印度洋夏季的飓风季和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季，要在至少六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边缘小心翼翼地擦过。
君玥在船上的日子过得比任何人都沉重。
她每天凌晨四点半准时起床，先检查电台室的所有设备，然后上到船桥看海图，校正陀螺罗经的偏差，和值班舵手核对六分仪测得的太阳高度角。
这是九十年代远洋船上最可靠的导航方式，GPS当时还没有完全开放民用精度，军用码更是加密的。
她手里有一本厚厚的观测记录册，用蓝黑墨水钢笔一笔一划地写着每天的经度、纬度、航向、风速、浪高、海流方向。
字迹工整的像印刷体，那是她在海上跟自己较劲的方式。
马国栋主要负责船上的物力和人力调度。
两年里他们补给了三次，全部是在夜间，跟赵振国安排好的补给船在公海上无声地靠帮。
补给船来的时候不开灯，靠雷达和红外信号对接，把成箱的罐头、压缩饼干、燃油、柴油发电机滤芯、海水淡化膜组件还有药品和淡水一箱箱吊运上来。
马国栋每次都亲自在甲板上盯着吊臂，嘴里叼着根没点的烟，脚边搁着那把螺丝刀，像个在工地监工的工头。
补给完毕之后，补给船会用一根撑杆把一条细缆绳推过来，缆绳上系着一卷密封的塑料筒。
那些信用暗语写成，嘱咐他们航线上要注意哪些可疑船只、哪些海域有新的巡逻频率、哪个国家的海岸警备队最近换了新装备。
两年里“鲸”号遇见过两次危险。
一次是在爪哇海中部，一艘印尼海军的巡逻艇突然出现在十五海里外，航向正对着他们。
马国栋立刻下令全船无线电静默，所有舱室熄灯，把“鲸”号当成一块漂着的暗礁，主机降速到最低怠速，连螺旋桨搅动水花的噪音都压到了几乎听不见的程度。
那艘巡逻艇用探照灯在海面上扫了整整二十分钟，光柱无数次擦过“鲸”号的船舷边缘，但最终拐了个弯朝北去了。
马国栋在机舱里默默拧松了三个燃油阀，随时准备紧急加车逃走，最后没用上。
第二次是在菲国东侧外海，台风刚过，海面上涌着六米的浪头。
“鲸”号在这样的海况里只能硬扛，船体在巨浪中上下颠簸，甲板上的固定缆索被扯断了两根。
君玥在船桥里站着，一手扶着窗框一手攥着对讲机，指挥水手在浪涌间隙里重新绑扎。
马国栋在机舱待了整整十八个小时，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手动调节一次主机的转速匹配，防止螺旋桨在恶劣海况中空转烧毁轴承。
那天夜里君玥晕船晕的脸色发白，但她始终没有离开船桥半步，硬是撑到了天亮。
两年里船上的三十来号人都瘦了一圈。
洗菜用的淡水从每天两吨压缩到一吨，洗澡隔三天才能有一次，每次限时三分钟。
有人开始长口疮，有人牙龈出血，还有人因为长期缺乏日照而出现轻度抑郁的症状。
马国栋在伙食上想尽办法，他把豆子泡发芽，让厨子用有限的面粉蒸馒头，还偷偷在机舱的废热管旁边辟出一小块地方种了几盆蒜苗。
那点绿意是整条船上最珍贵的景色，每次水手们路过机舱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但君玥和马国栋谁都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
他们都知道这条船要回的地方是哪里。
两个人心里都有一根弦绷着，从起航那天就绷着，到了第三个月、第六个月、第十二个月、第十八个月，那根弦始终没有松过。
第二十一个月的时候，君玥在航行日志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今日越过北纬十度，航向正北，距离预定接入点约一千二百海里。船体状况良好，主机运转正常，人员精神状态稳定。”
接下来的航程里，他们开始接近整条路线上最微妙的一段——湾岛海峡。
绕过巴士海峡东侧之后，“鲸”号没有立即折向西北。
马国栋在海图桌前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手指沿着湾岛以东那条深色等深线慢慢往北推，每隔半小时就标一个新点。
他在等一个窗口期。
天气预报说，未来七十二小时内，湾岛海峡北部有一道锋面正在形成，预计在后天凌晨带来大范围阵雨和低云层，海面能见度将骤降到不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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