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奎元你见过，就不用我介绍了。”
王淑芬是个农村妇女，长得比较丑，她怯生生地向钟跃民点点头，便和李奎元走到外屋。
李奎勇说：“跃民，我媳妇是个农村娘们儿，没见过世面，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让你见笑了。”
钟跃民笑笑：“肯定挺能干的。”
“长得很丑是不是？”
“一般吧，你看着顺眼就行。”
“问题是我看着也不大顺眼，不过她心眼儿挺好的，我这个条件也只能找这样的媳妇。这种娘们儿虽说模样不济，可一旦跟了你就死心塌地，让人很放心。”
“你妈也需要有个人照顾，要是找个城里姑娘，人家才懒得伺候老人，所以说好事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全了。”
“跃民，我还记得你上一次来我家是30年前，你约我一起去天桥剧场买《红色娘子军》的舞剧票，从此以后你再也没来过。时间过得真快，一晃30年过去了，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跃民，今天我请你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告个别，我要走了。”
“你别这么说，得了病就得治，咱们都要有信心，我可不是来和你告别的，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医院，一会儿我陪你去，反正你不能这么消极地在家里待着。”
“跃民，你没必要安慰我，你说的话恐怕自己都不信，已经是晚期了，干吗要花这个冤枉钱？现在的医院黑着呢，就像个无底洞，多少钱扔进去都填不满。咱别犯傻，治与不治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叫什么话？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这由我来解决。咱们朋友一场，今天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咱们先去医院好不好？”
“哥们儿，你应该了解我，凡是我想做的事，谁劝也没有用，咱们不谈这些好不好？你我认识几十年了，见面不吵架的时候少，如今我要走了，你就别招我烦了行不行？”
钟跃民无言以对，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好，面对着这样贫困的家庭，他觉得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是废话，他除了能拿出一点儿钱来，别的什么忙也帮不上。李奎勇所在的出租汽车公司是个集体所有制单位，医疗费实行包干政策，每年只按人头发放200元医疗费，如果看病费用超过200元，就得自掏腰包。钟跃民知道，如今200元的医疗费连一次感冒都得不起，有钱人还无所谓，只苦了李奎勇这类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李奎勇说得没错，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平等，一般来说，每个人的命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钟跃民记得李奎勇曾经很为自己的工人出身而自豪，曾几何时，工人阶级的牌子多么响亮，还被称为“领导阶级”，尽管没有什么实际利益，但至少是受人尊重的，可是如今像李奎勇这样的工人，已经无可奈何地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了弱势群体。想到这里，钟跃民感到很辛酸。
“跃民，你信佛吗？”
“不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绝对尊重宗教信仰。”
“我以前也不信，后来我接触了几个信佛的人，常和他们聊天，我渐渐地对佛教有了些兴趣，只是那会儿我工作太忙。你想啊，我那时每天早上一醒，眼睛还没睁开就他妈的欠了公司两百多块钱的‘车份儿’，哪有工夫琢磨别的。我生病以后才算是有了闲，于是就先把自己这一辈子仔细想了想，最后又想到了佛教。能静静地想想心事，这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我心里也好受点儿。跃民，你愿意听听吗？”
“当然，我今天就是来陪你聊天的，咱们俩有多少年没好好聊聊了？难得凑在一起呀，今天咱们聊个够，你说吧，我听着呢。”
“那次在医院，医生把我弟弟叫到办公室谈话，还把门关上，我心里就有点儿明白了，看来我这病有点儿悬啦。奎元出来时我一眼就看出他哭过，咱们中国的医院就这点不好，谁得了绝症就千方百计地瞒着，怕病人想不开，有些病人也愿意配合医生装傻充愣，自己蒙自己。可我早就想明白了，既然是寿限到了，该走咱就得走。当时我一把揪过奎元说，‘你小子长能耐了是不是？有事敢瞒着我。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是不是？今天你要是不说我就揍你’。奎元当时哭了，说‘大哥，医生已经确诊了，是肺癌晚期，医生说要马上住院’。我说，‘既然已经是晚期了，还住什么院，这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最后无非是人死了，活着的人也倾家荡产了，走吧，咱们回家’。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先是咳嗽咳得睡不着，后来不咳了，我还是睡不着。我想了很多，先是觉得这辈子活得太窝囊。你想，我这辈子就没过过一天的舒心日子，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全靠我爸一个人挣钱养家，本来日子过得就紧巴巴，偏偏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只记得那几年我经常饿得肚皮贴后脊梁，眼睛里总是小星星乱飞，那滋味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14岁时，我爸一撒手走了，我这个长子就代替父亲管起了这个家，托社会主义的福，那时我爸的单位还按规定每月向我家发放抚恤金，不然我们家可就惨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家历史上最富裕的几年，因为国家规定抚恤金是按家庭人口发放，虽然每人只有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