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拿掉就是。
高启愚的存在，就是在挑衅皇权。
「王汝训在拿问高启愚之前，到你这里来过？」朱翊钧眉头一皱，询问其中究竞。
朱常治摇头说道：「回父皇的话，王汝训从未到太子府来过，也从未问过儿臣，拿问高启愚之事，并非孩儿的意思。」
反腐司、稽税院、解刳院、京营等归皇帝直接管辖，太子府胡乱过问就是擅权，朱常治也没有过多询问此事，他只是对父亲的决策有些不解。
「高启愚之事，朕自有决断，治儿你记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也会犯错，高启愚这种冒犯皇权的人，是要做个表率，就像徙木立信故事里那根木头，朕也需要大臣们来纠错。」「朝中满是阿谀奉承之徒，朕如何度过这克终之难呢？」朱翊钧十分具体地解释了一下如此处置的理由作为皇帝，一定要做好组织建设，维持能对皇帝纠错的力量存在，只有如此，才能少犯错。「父皇圣明，儿臣明白了。」朱常治再拜，他有点佩服父亲，为了天下、为了江山社稷，这份胸襟和肚量，是他这个太子所不具备的。
「父皇，大宗伯有奏疏呈送。」朱常治将一本奏疏递给了皇帝，这本奏疏是他和大宗伯沈鲤一起完成的，写了足足一年之久。
这本奏疏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沈鲤讨论了君国同体的问题，这是自张居正以後，第二个敢讨论这个议题的臣子。
大明是家天下，至少在万历维新之前是如此，但这个家天下并不纯粹，或者说自古以来，家天下都不纯粹，比如泰西，一个国家的君王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家庭，而是还要为全天下人负责，这对泰西人而言，是极其难以理解的。
受国不祥，受国之垢可为天下主，自古以来，这天下之主，都要承担天下的职责，而作为天下主，皇帝，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寻找能够为君分忧的人才，而遴选人才的方式，也从亲戚、贵族、举孝廉的孝子，变成了世家九品中正制。
俯仰天地，纵观历史，在科举制之前，几乎所有的士人，家的权重大於天下，而在科举制之後，天下大於家。
这其实非常好理解，简而言之，治国的一定要懂治国，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才遴选人才，科举制为国选仕，就是挑选能治国的人，治国在前，那家族利益自然在後。
自科举制出现之後，一切的一切都在发生改变，政治不再是四世三公这些贵族门阀的专享之物，权力也不再是因为血脉而遗传，每一个读过书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触碰权力。
比如熊廷弼本身是个放牛娃、徐成楚是个穷到大脖子病的孩子，而范远山为了读书，不得不做个赘婿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家的概念也在被解构，除了皇帝之外，连世袭的武勋，如果不能打仗，也不能保证家族的权势，武勋失去权势，不是兴文偃武的结果，而是科举制度的结果。
科举制度催逼，在大明，除了皇帝之外，其他的绝大对数官僚，都是科举出身，无论文武。「大宗伯胆子还是小了点。」朱翊钧看完了前半部分，莞尔一笑，沈鲤还是不够大胆，大约和张居正差不多，敢说也只敢说半截。
这就涉及到了《阶级论》第四卷中帝制必亡。
科举制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连世袭武勋，只要几代弟子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势，世袭官这一阶级已经被科举制度所瓦解，只剩下了皇帝这个世袭官，这也是张居正要把皇帝单独列一个阶级的原因。社会继续发展下去，只要皇帝本人、皇权被革除，这套体系就可以覆盖全社会了。
事实也是如此，自孝宗之後，大明皇帝其实徒有虚表，并没有多少权力，尤其是自嘉靖二十一年，道爷开始神隐，一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归政之前，皇权被事实性的瓦解和解构。
但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科举选出来的人杰，为了治国选出来的官员们，当他们逐渐登上高位，身後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往往身不由己，更多的是在争名夺利，而非治国。比如杨博、王崇古等人，根本无法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而是被裹挟向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其核心就一句话，干活的人一定要会干活，通过层层遴选，位居高位者必定是最能胜任工作的人。
但考成法推行十年，最後选出来的的确都是循吏，可这些人，依旧是争名夺利大於治国，权力斗争，尤其是高层的权力斗争，成为了大明发展的阻力。
经过实践，张居正认定了皇权还不能放弃，至少眼下的大明，仍然需要皇权，万历九年开始归政，皇帝作为凌驾於一切之上的存在，对官选官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就是张居正给出的解决办法。
而沈鲤提到了另外一种构想，那就是和君父、君国一体相反的构想，那就是校国同构，丁亥学制建立了十八座大学堂，只要完善丁亥学制并且持续推广，新的时代，校国同构的时代就会到来了。「太子以为大宗伯所言如何？」朱翊钧看完了沈鲤的奏疏，询问太子对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