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走路一副模样。十八婶没有抬头，她在地上搜寻着。只剩下半截的屋梁旁，暴露出麻绳模糊的影子。麻绳已经烧成许多节。借着半明半暗的月光，十八婶细心地将它们一节一节地连在一起。当她结好第十八个结时，地上突然一抖，传来一种巨大的音响。
爆炸声完完全全消失后，十八婶终于将麻绳结好了。她站起来，走到一处尚未完全塌下的房子下面，将绳子的一头系到梁上，另一头缠了个活套。十八婶第一次没有成功，有一处结头没有结好，散了，刚一使劲，人就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当她静静地再次结好绳子，只差最后蹬掉脚下的砖块时，耳边仿佛听到一种声音。十八婶怔了怔，还以为是自己太想儿子了。她叹了一声，让自己确信这是不可能的。这时候，那种弱得像是隔了两重天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妈妈！”
这一声叫比日本人的炮弹还响。十八婶急忙从活套中钻出来，颤颤巍巍地顺着声音往前找。儿子就趴在村长家的门槛上。他显然知道妈妈就在身边。十八婶俯下身子时，听到儿子在大声呼唤。
“妈妈，我还活着！”
这是儿子盛有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我是按通知参加一个会议而来到这个县的。半路上，我听到客车售票员报出一个古怪的地名：“十八婶到了，到十八婶的旅客请持票下车。”身边的几个人除了同我一样奇怪，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他们也是出差来此地。在会议报到处，县文化馆的小冯馆长向我讲了上面的故事。刚好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召开的座谈会还没散，使我有幸见到这位已有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你看，坐在十八婶左边的是我们的县长，正对面是行署公安处长。十八婶的儿子死后，她收留了一些从别处流浪来的孤儿，他们就在其中。真不可想象，只隔一个冬春，毁灭的村子就又有了生机。”小冯馆长和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时地耳语着。出于天生的好奇心，我瞅准会议的空隙，专门去了一趟那座叫十八婶的村子。
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村子本身，还是人们的心里，战争的痕迹仍是那样清晰，只要一提起大屠杀，老人便颤抖不已。“那次，盛有是最后一个死的，这就是在他死之前，村长送来的光荣证。”老人从枕头下面摸出那张发黄的纸片。我虔诚地接过来捧在掌心里。突然间，我的目光凝固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瞪大眼睛将那几行字看了又看。当我确认自己并没有看错时，我感到更加困惑。四十多年过去了，谁知有多少人看过这纸片，摸过这纸片。可以肯定，他们绝对不会像老人那样，一个大字不识，可他们把这纸片上的秘密深深地隐藏着，哪怕在那最可怕的十年中，也没有谁告诉老人关于纸片的秘密。
我这才明白，县民政局为什么没有老人以及她儿子的档案材料，而仍然按烈属给老人以优抚。烈士纪念馆里只字未提十六岁的盛有只身闯进敌营，与十几个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事迹，而人们仍旧给了他以英雄的桂冠。九十一岁的老人也许很快就要辞别人世，她不会带走自己的渴望与憎恨，就像儿子走了四十多年后，还留着那十六岁的渴望，就像村头倾圮颓败的房舍不会淡漠对过去的炮火的刻骨铭心。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在告别十八婶之际，默默地告诫自己，要严守秘密，因为那张纸片根本不是什么光荣证，它是一份公函，上面写着：
……务请协助捉拿逃兵盛有，以严军纪、正军法……
九妈妈
“日本人来啦，赶快跑哇！”
当年村外有人绝望地一喊，九妹仅仅只跑进房里，包上两件预备出嫁时穿的新衣服，就落到逃难人群的最后边。她和一群姑娘在外面躲躲藏藏混了大半年，因为今天是出嫁的日子，她不得不在昨天晚上偷偷溜回家，等候新郎带人来接。临近中午时，吹唢呐的人才来。吹唢呐的人满面血糊，等不及九妹上前扶一把就倒在脚边，嘴里咕咕地吐出“日本人”三个字。吹唢呐的人每说一个字，喉咙里就会冒出一朵碗大的血花。血花一冒完，人就断气了。那只系着红绸布的唢呐掉在地上，蹦了两个跟头。
过了好久九妹才知道，她的新郎死在吹唢呐的人之前。新郎领着一乘小轿和几个鼓乐手，特意挑了一路偏僻的小路，正走着，汉奸李伯勋带着十几个日本人截住他们。日本人用刺刀将新郎活活地阉了。李伯勋还在一旁叫屈：“大表弟，你要娶媳妇就只管两堆肉做一堆，关在房里快活去，干吗还要敲锣打鼓吹唢呐，这不明摆着让犬野太君生气吗？”九妹没有听见犬野一边哇哇叫着花姑娘，一边催李伯勋带路，但是，她从吹唢呐的人死前说的三个字里猜测到不妙之处。九妹跳过死尸，大红的新嫁衣裹着她火球一样朝前滚去，直到滚入村边的稻草堆中不见了。
十几个黄狗一样的日本人在村里乱窜一阵后，终于用雪亮的刺刀撩开稻草，露出火红的九妹。接着刺刀又嘶地撩开火红的新嫁衣，露出比玉还白的身子。九妹拼死的反抗和凄惨的叫声震动了整个村子。狗不敢吠，牛不敢哞，鸡不敢啼，只有稻草堆旁禽兽般的毒打与狂笑。最后一刻里，晚来几步的犬野踢开压在昏死了的九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