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什么时候接见？”
杨嗣昌嗯了一声，从文书上抬起头来，说：“现在就接见，请他们在白虎堂中稍候。”
这班来襄阳听训的文武大员，从前在熊文灿任总理时候也常来襄阳开会和听训，除非军情十分紧急，会后总要逗留一些日子，有家在此地的就留在家中快活，无家的也留在客馆中每日与同僚们召妓饮酒，看戏听曲，流连忘返。有些副将以下的官在襄阳玩够了，递手本向总理辞行，熊文灿或者不接见，或者在两三日以后传见。由于上下都不把军务放在心上，那些已经辞行过的，还会在襄阳继续住几天才动身返回防地。杨嗣昌一到襄阳就知道这种情形，所以他在上午分批接见文武大员时就要大家星夜返防，不得任意在襄阳逗留。
全体文武大员由巡抚方孔昭率领，肃静地走进白虎堂，分两行坐下等候。他们根据官场习气，以为大概至少要等候半个时辰以上才能够看见杨嗣昌出来，没想到他们刚刚坐定，忽然听见一声传呼：“使相大人驾到！”大家一惊，赶快起立，屏息无声。杨嗣昌身穿官便服，带着几个幕僚，仪态潇洒地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就座以后，他嘱咐大家固守防地，加紧整顿军律，操练人马，以待后命。话说得很简单，但清楚、扼要、有力。随即他叫左右把连夜刻版印刷成的几百张告示拿出，分发众文官武将带回，各处张贴。这份告示的每个字几乎有拳头那么大，内容不外乎悬重赏擒斩张献忠和李自成，而对于罗汝才则招其投降。众将官接到告示，个个心中惊奇和佩服。一退出白虎堂，大家就忍不住窃窃私语，说阁部大人做事真是雷厉风行，迅速万分。等他们从行辕出来，看见各衙门的照壁上、十字街口、茶馆门外、城门上，已经到处粘贴着这张告示，老百姓正在围观。
杨嗣昌回到节堂里同几个亲信幕僚研究了襄阳的城防问题，日头已经平西了。他决定趁着天还不晚，也趁着襄阳百姓还不认识他的面孔，亲自去看一看襄阳城内的市容，看一看是否有许多散兵游勇骚扰百姓，同时也听一听百姓舆论。幕僚们一听说他要微服出巡，纷纷劝阻。有的说恐怕街巷中的秩序不很好，出去多带人暗中护卫则不机密，少带人则不安全。有人说他出京来一路上异常劳累，到襄阳后又不曾好生休息，劝他在行辕中休息数日，以后微服出巡不迟。但是杨嗣昌对大家摇头笑笑，回答说：
“嗣昌受恩深重，奉命督师剿贼，原应鞠躬尽瘁，岂可害怕劳累。《诗》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今日一定要亲自看看襄阳城内情形，使自己心中有数。”
他在家人服侍下脱去官便服，换上一件临时找来的蓝色半旧圆领湖绉绿绵袍，腰系紫色丝绦，戴一顶七成新元青贡缎折角巾，前边缀着一块长方形轻碧汉玉。这是当时一般读书人和在野缙绅的普通打扮，在襄阳城中像这样打扮的人物很多。只是杨嗣昌原是大家公子出身，少年得志，加上近几年又做了礼、兵二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位居辅臣，这种打扮也掩盖不住长期养成的雍容、尊贵与威重气派。他自己对着一面大铜镜看一看，觉得不容易遮掩百姓眼睛，而亲信幕僚们更说不妥。他们在北京时就风闻熊文灿任总理时候，襄阳城内大小官员和地方巨绅都受了张献忠的贿赂，到处是献忠的细作和坐探，无从查拿，所以他们很担心杨嗣昌这样出去会露出马脚，万一遇刺。杨嗣昌随即换上了仆人杨忠的旧衣帽，把这一套衣帽叫杨忠穿戴。他们悄悄地出了后角门，杨忠在前他在后，好像老仆人跟随着年轻的主人。杨忠清秀白皙，仪表堂堂，顾盼有神，倒也像是个有身份的人。中军副将和四名校尉都作商人打扮，暗藏利刃，远远地在前后保护。杨忠也暗藏武器。杨嗣昌走过几条街道，还走近西门看了一阵。他看见街道上人来人往，相当热闹。虽然自从他来到后已经在重要街口加派守卫，并有马步兵丁巡逻，但街上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仍很混杂；有一条巷子里住的几乎全是妓女，倚门卖俏，同过往的行人挤眉弄眼；城门盘查不严，几乎是随便任人出进。这一切情形都使杨嗣昌很不满意。他想，襄阳是剿贼根本重地，竟然如此疏忽大意，剿贼安能成事！
黄昏时候，杨嗣昌来到了襄阳府衙门前边，看见饭铺、茶馆和酒肆很多，十分热闹，各色人等越发混杂，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和赌痞在这一带鬼混，而衙门的大门口没有守卫，二门口只有两个无精打采的士兵守卫，另外有两个吊儿郎当的衙役拿着水火棍。他的心中非常生气，叹息说：“熊文灿安得不败！”他决定赶快将老朽无能的现任知府参革，在奉旨以前就便宜处置，举荐一位年轻有为的人接任知府，协助他把襄阳布置得铁桶相似。他一边这么想着，就跟在杨忠的背后进入一家叫做杏花村的酒馆。当他们走到一张桌子边时，杨忠略微现出窘态，不知如何是好。杨嗣昌含着微笑使个眼色叫他大胆地坐在上首，自己却在下首坐定，向堂倌要了酒菜和米饭。随即，作商人打扮的中军副将和校尉们都进来了。中军副将单独在一个角落坐下，四个校尉分开两处坐下。杨嗣昌是一个十分机警的人，一坐下就偷偷地用眼睛在各个桌上瞟着，同时留心众人谈话，饮酒吃饭的客人几乎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