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后来就减弱得比较厉害。当然也有一些特例，但社会整体的创造力日渐衰弱。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方面都发展得比较好，但要在文化思维领域重新激起创作的劲头，显然还远远不够，这点杨振宁先生的批评肯定是对的。他是爱国的科学家，而且有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对比，有高屋建瓴的比较，所以我比较相信他的判断。不仅是文化，我们在许多方面，包括科技都需要创新。
至于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文学是不是要摆脱世俗生活，我看不完全。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追求精神的感性沟通，而这不能摆脱我们的世俗图像。如果完全摆脱我们生活当中的实际状态，只去作一些非常抽象的思考，那和文学的感性走向又有冲突了，因为文学毕竟不是形而上的存在，它无法离开感性。这个感性有很大一部分就和我们的世俗生活有关，和我们的脚印有关。文学家都会遇到一个困难：既要求精神层面能够满足自己，打动读者，构成社会精神上的制高点；同时又不能离开社会给予的很多感性图像。在这两者当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协调，不断地寻找它们的中介，可能是一切从事文学的人所要做的事情。
〇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您觉得这些地方是如何给您创作灵感的呢？您对哪个地方的文化最感兴趣，印象最深呢？
●我走这些路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作。我在《千年一叹》的序言里就已经讲过，走那么多的路如果只是为了写几篇文章，那就太不值得了。那几乎是生命的冒险。况且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必要为了再增加几篇文章而去冒这样的险。我走这些路实际上是寻求对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亲眼目睹过的图像。这些图像我们的祖先没见过，我们的同行没见过——而我见到了。我的眼光，我的思维，可能和很多中国人差不多。我的体验实际上是中国的生命体和陌生的文化现场的一种撞击。我对这样的撞击非常感兴趣。我每天在《凤凰卫视》把我感受到的撞击告诉大家。那和文章没什么关系。你如果记录下来，可能半通不通的句子都会有。当然我也写，写的目的也是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不是仅仅为了几篇文章。
所以我在《千年一叹》里说，我写这本书和我以前写《文化苦旅》不一样：《文化苦旅》可以反复地改来改去；这本书里的文章，我当天写完以后，就用卫星发回香港，立即就在世界各大中文报刊同时刊登出来，所以根本没有修改的时间。下午刚刚发生的事，你必须晚上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第二天就要见报。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写作状态——就是说，和作文完全不一样，你根本没有资料，也不可能有时间去改动词句，《千年一叹》逐字逐句都是在轮胎上、台阶上……写出来的。这种状态很难说是一般意义上的作文。我走这些路，表述的主要方式是我的镜头语言，其次才是我的书面语言。所以，应该把这个主次给颠倒过来——不是为了作文，作文是副产品。
至于你问我哪一个地方感受最深，由于我不是为了写一般的散文，所以肯定不是风景最好的地方令我感受最深。事实上，令我大吃一惊、绝对没有想到的地方，我感受最深。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某些地方我跟学生讲了许多遍，说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到了当地一看，不对呀！这就会给我很深的刺激。
在《千年一叹》里边，我说这个“叹”有好多是惊叹，使我大吃一惊的地方就感受特别深。而且你平时积累的知识越多，你惊讶的地方也就越多。惊讶是对你原来知识的一种反拨、修正；原来如果毫无所知，你也就不会惊讶。譬如在葡萄牙，我每天都会惊讶。欧洲最穷的国家现在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在这些国家里，我看来更落后的就是葡萄牙。我为什么感到惊讶呢？惊讶的就是他们居然占据我们的澳门那么多年！中国历代皇帝居然不知道他们那么穷！由于信息的不发达竟然完全不知道！葡萄牙占领澳门和英国占领香港不一样。英国占领香港是通过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我们败了，他们才占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已经不强盛了；葡萄牙占领澳门，大家知道是明朝——明朝是中国非常神气的时候——大明帝国，以后又经历了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康熙、乾隆多么的雄才大略，但是完全不知道占领澳门的葡萄牙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不仅穷，而且他们遭受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地震，遭受瘟疫，人一半一半地死亡。拿破仑占领他们的时候，整个朝廷就逃到巴西去了，我们却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当时很惊讶。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我们总把对手看得过于强大。
○在你的《文化苦旅》中有篇文章叫《废墟》。你怎么会写这篇文章的？你是否认为废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需？
●人类要进化，就一定要对过去的历史文化产生一种超越，超越是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一定程度上的抛弃。但又不能全然抛弃，因为历史出现在我们的脚下，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地盘上，而且时间越长，人们也越愿意温习我们祖先的脚步。于是，这种不得不被我们抛弃、又不得不让我们流连忘返、深深铭记的地方就叫废墟。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