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这是一种似浅实深、似散实精的文化遗产，难怪在希腊时那位学者对我说，研究西方哲学到一定高度总会转向东方，而研究东方，又总是先被印度哲学吸引，最后在中国哲学中归结。借此我也应告诉两位朋友，更理解他们的文化行为了。以前虽然也佩服杜维明先生和李泽厚先生的儒学研究，又觉得他们是否过于沉迷古典，其实他们在人文取向上是对的。前年与杜维明先生等在新加坡进行中华文化跨世纪的公开对话，我当时还缺少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参照坐标；这次出行前在香港与李泽厚先生长谈，也还没有形成现在的感受。
中华文明的弱点和弊病当然还应该继续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时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千年文明只有它还在延续，说几句好话还不应该吗？我的这个反问实有所指，我们学生辈的一些年轻人，不好好读书，只以否定和嘲笑为职业，一提祖先就愤恨，真该劝他们好好开开眼界，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受惠者并不容易，切莫狂妄骄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