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给她添许多额外的麻烦，她还是要我去帮助她。
我们经常地谈着自己一星期来的工作、思想等等在这些谈话中，我渐渐认出了她的许多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质朴。或叫作“实事求是。”我是若不夸大事情的一些地方，就会连那事情本身也说不出来。比如我设计完了一项图纸，总这样说：“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成了，真费劲！”她呢，却总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我作完了月结算！”若不就再加上一句：“有个地方还要复核一下。”我们也常谈到未来。有时我说：“等到下一、两个五年计划时，也许我能给我们自己设计一座最新式的住宅，这要有阳台、有浴室，有……”她却说：“咱们从下月起该节省些，存点钱，万一明年有个小宝宝，这房就住不开了。”她这种性格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当我接受任务设计一幢办公楼时，不知怎么，我一向追求表面华丽的作风使自己感到可厌了！我竭力从实用和大方上着手。结果这套设计得到了表扬，在反形式主义学习时上级还叫我作了典型报告。在生活作风上，我也逐渐改变自己言过其实、锋芒毕露的毛病，同志们都说我踏实多了。在这种情形下我参加了青年团。
这时期，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我常想：只要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生活，一步步走下去，不断地提高自己，争取作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还有什么难处呢？
没有料到，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了。
设计院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作雕塑师的姑娘，叫加丽亚。她父亲是位音乐教授，母亲是个德国人，她北京话和柏林话都说得挺流利她来时是秋天，穿着件浅灰色的裙子，米黄色的毛线衣，头发是棕色的，眼睛却是黑色的，眼睫毛很长。于是“加丽亚”三字就粘到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了。开会的时候，这个给她搬椅子，那个给她递茶水。休息时，这个约她去散步，那个请她去打球。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的，一会儿把她的快乐传染给这个，一会儿又传染给那个。我自然不会像那些单身汉似地去献殷勤，不过，说良心话，我也挺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很愿和她一起散散步，谈谈心。
中秋节，机关组织大家去游颐和园。加丽亚说她要去，许多小伙子也争先报了名。有人替她拿水果袋，有人给她在车上留座位。那天我爱人要参加她们工地上的集体活动，我只好一个人去，坐在车上，我冷眼看着那些小伙子发笑。
加丽亚上来了，假装没听见人家招呼她坐，却意外的，竟走到我面前笑笑说：“劳驾，往里一点。”
我往里挪挪，从侧面看着她。她脸朝着前面，故意作出严肃的样子。
车子过了西郊公园，猛然转了个弯，她撞到我身上了。重新坐好后，她向我点点说：“对不起。”
我说：“您真客气！”
“对您不敢不客气，”她望着我笑道，“您总是那么严肃，好吓人哪！”
“唔？”我大声笑起来。
我两热烈地谈起来了。我称赞她的衣服和身材，她不仅不害羞，反倒爽快地议论姑娘们的身材特点，以及应该如何打扮之类。我很喜欢她这种爽快劲，便也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然后又谈到了大学生活，共同的兴趣……越谈越投机，下车时，我们俨然像朋友了。
“你船划得怎样？”她妩媚地看着我。
在学校里谁没受过姑娘的青睐？谁没有点在同辈青年中争胜的劲头，加丽亚似乎一下子又把我拖回到三年以前去了，我得意地看看那些用嫉妒眼光盯着我的小伙子，拉着加丽亚说：“走，咱买船票去。”
这以后，我和她成了要好的朋友，有好电话和音乐会，我们总是一道去。
有一次看《杜勃罗夫斯基》。回来的路上，她说：“这俩演员真漂亮啊！”
我说：“两人很相称！”
“人家是有意识这样选的，”她正经地说，“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两个人都漂亮，不仅自己幸福，对旁观的人也是幸福的……”正说着，对面走过一对男女来，男的有二十七、八岁，很年轻、精神。女的在笑着，脸上堆了几条皱纹，看来要比男的大四五岁。她立刻用肘子一碰我说：“喏，你瞧，也许他俩感情还不错，可是叫别人看起来总有不愉快之感，不能不算遗憾吧？”
我看看那两人的背影，先还挺高兴，以为加丽亚在暗示我俩“很相称”，接着，我想起我妻子来了。“她比我大两岁，也没加丽亚这么‘帅’，要叫加丽亚看见我俩一起走，她会怎样评论呢？”不由得有些扫兴。
正巧，这个星期六我们机关有舞会，我把爱人约来了。我们坐在大厅角上，觉着背后有人嘁嘁喳喳地连笑连议论，回头一看，正是加丽亚。她见我看她，便索性大声道：“我正议论你呢！”甩甩头发，走过来向我眨眨眼说：“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红着脸，把爱人介绍给她。天晓得，在加丽亚对面我爱人怎么显得那么呆板，没有风度和苍白。我真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