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这半残的身体弄硬朗点，我坚持步行上班，起得相当早。早晨路静人稀，常会看到大白天不易见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门打电话来的第二天，是个有雾的清晨。我上班时经过天安门前，走过金水桥旁，听见有个女人的哭声。无意间向哭声起处望了一眼，发现坐在地上的竟是个穿墨绿色连衣裙，头发蓬乱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错路找不到宾馆了？是不是钱包叫人偷走了？虽说忌讳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总还有一点中国公民的责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装不懂日本话。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声：“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女人抬起头，擦擦泪看了我一眼，随即叫了声：“兄长！”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没办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见面总要把我放到个尴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个样，这一次更蹊跷，天刚亮，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外国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简直手足无措了，有点着急地问：“你怎么啦？说你明天才有时间见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这里哭，你疯了？”
“幻灭了。哭我自己，可怜我自己！”
“说明白一点不行吗？”
“还用说吗？”她指指东西长安街说：“红海洋没有了！语录牌没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队伍没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国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顶回去，更可能一个耳光打得她头脑清醒些（我没真打过人，可是在想象中打过人，而且把人打倒了。这种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从我挨章组长的第一个耳光时开始产生的）。
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没想到竟这么轻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轻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简单。”这一句带责备的话，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来问我：“这是你说的吗？我是称呼你兄长的！”
“我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来指责你的！”见她没有说话，我又问：“你在中国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个城市，总共二十天。”
“你在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转到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去：工人，农民，老干部，知识分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你上次来时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问问他们对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态度！你可以从我开始。你上次来时，为了嘱咐你自己分辨章组长的话，我得冒险说日语，现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门前充分阐述我的观点！你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身边还有监视的人吗？”
“唔！章组长？是你那个朋友吧？后来领我们和红卫兵串连的、给我们讲革命道理的那个人？”
“对。”
“我倒想再和他谈谈。听听他的看法。”
“你见不到他了！”
“怎么？被监禁了？”
“监禁他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见不到？”
“他不在国内了。”
“你说什么？”
“他随他的妻子去香港了。走时请了一年探亲假。已经两年半了，连信也没来过。”
“世界上有这种事？我不敢相信。”
她冷静些了。说九点钟要陪“友好之船”的人访问参观，要我送她到宾馆去。路上我问她近年的情况。她说上次回去后，就放弃了学位考试，全力搞革命了。她们一伙人处处打先锋。她自己曾两次被捕，遭到了警方的监视。而普通的日本群众，却不理解她们，怨她们过左、过激，破坏了斗争的统一部署。她们很苦闷，认为这么干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好方法，想单独组织游击队，准备武装斗争。她们几个人全是中等家庭出身，没吃过苦，身体也不强，所以决定先从锻炼身体入手。夏天爬山，冬天滑雪，每到体力不支时就集体背语录、背毛**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一次登攀富士山时，她脚一软从半山上跌了下来，造成脑震荡，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年，仍然一看书就头疼。所以出院后就被她父母送到京都的三笠山下住疗养院。一住整整三年。出来时世界变了样子，原来一块准备拉游击队的人，有的找了工作，有的回校读书，大都认为那是狂想了。还有几个坚持这条路线的，却转入了地下活动，总之是找不到了。她不知自己该怎么办好，所以找机会再到中国来取经。可没想到，中国已成了这样。
过了一会儿，她像想起了什么，站住脚问我：“那位章组长真去香港了？”
“走了两年了。”
她怔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要是真的，我还得大哭一场。”
“这也值得你一哭？”
“你到宾馆就知道了。说不定有个奇迹在等着我们呢！”
她拉着我进了宾馆，直奔饭厅。进了饭厅，有许多空位置，她却不坐，领着我到坐满人的几个桌跟前去转悠。转着转着嗓子里“嗯”了一声，领我径直走到靠屏风的一个桌前站住了脚。
那桌上，一个穿米色西装，留长发、大鬓角的男人正专心致志地在切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