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上印着的。不会错！”
秀美笑着点点头，章组长这才不无怀疑地和我一同告辞走出。路上我就把那包袱向章组长“交公”了。他打开来看，见是一只脱胎漆的花瓶和一张名片，便鼻子里哼着说：“不送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全暴露了。”名片也没给我。但我看了一眼，地点是岩国的一个什么地方。
这天晚上，章组长宣布叫我搬回牛棚，重新接受审查。并召开了第一次复审批斗会。
批斗会一开始，先由章组长介绍我在外国人面前散布“资产阶级知识至上论”和他打退妖风、宣传毛**革命路线，并取得彻底胜利的经过。随后就要我老实交代隐瞒了的重大海外关系，交代喜多村一家是什么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一个小城镇作童工。我推着车去医院给住院的工友送饭。半路上下起了大雨，就躲在一家叫落叶堂饭铺的门廊里避雨。那是日本战败的前夕，饭铺里除了豆腐渣已没什么东西可卖，上班时间，又下着雨，客人是极少的。可是一个侍者却过来撵我。我说：“我避避雨就走，这有什么妨碍呢？”他就用日本人专骂中国人的下流话骂我。我和他吵了起来。这时从饭厅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一身旧西装，戴一顶战斗帽，听我们争吵了几句，就拿出一点小费，把侍者支走了。他轻声问我：“你是中国人？”我说：“是的。怎么样？”他沉吟了一下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请你吃杯酒好吗？”我说：“我没工夫，还要去医院宋饭呢！”他说：“那回来时总有工夫吧？”我冷冷地说：“回来时再龛吧！”我根本没打算他会真请我。说完，看看雨小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推着车走了。送饭回来，还没到落叶堂门口，那个撵我的侍者就迎了出来。满面堆笑地说：“刚才冲撞了您，很对不起老板请您去坐一坐。他已经等候很久了。”说着抢过车把，把车推进饭铺。
饭厅里很冷清，只有一个朝鲜老太太在弯着身子吃豆腐渣。侍者领我穿过饭厅和后院，来到三间日本式居室门前，报告说：“客人到了。”居室的门拉开，那个四十多岁的人和一个穿和服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就迎了出来，一边说“请！请！”一边把我让进屋内。“榻榻米”上放了圆桌，摆了满满一盘炸鱼、几盘小菜，还有一瓶“菊正宗”清酒。本来我是满不在乎的，这一下可害怕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喝酒？要是酒里下了蒙汗药怎么办？会不会骗你喝醉了酒，然后让你在他们的卖身契约上捺上手印啊？所有听过的凶险故事一下全在脑子里记了起来。我不敢坐下去。四十多岁的人就拍拍我的肩说：“请随便！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问：“自己人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穿和服的老头把嘴凑到我耳边说：“我们俩也是中国人，想跟你打听点家乡的情况。”他用的是纯粹山东半岛的乡音。这使我安心了些。
坐下后，他们一边向我劝酒，一边打听中国的种种情形。问得详细而凌乱：日本到底都占了哪些地方？棒子面多少钱一斤？女人还裹脚吗？八路军到底是不是都会飞……我一一地述说着、解释着。他们不断发出一半中国话、一半日本腔的感叹声：“这样子嘎？”“想不到呐！”“欧谋西娄枯哪！”
轮到我问他们的来历了。他们俩就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而又十分热情地向我叙说：他们有只个伙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山东去法国当劳工的。大战结束，他们就失了业。回国呢，无房无地，逃不出一个饿字。听说德国战败后很缺劳动力，二人就把得的纪念章、奖章卖了作路费，到了德国。到了那里才知道，招人的地方虽有，可不是招工，而是招兵。招去苏联搞武装干涉的雇佣军。管他是军是工，不是管饭吗？管饭就去！他们就穿上军装到了苏联。和红军接了两次火，就感到不值得，三个人就商量：“咱们是卖力来的，又不是卖命来的。冒这个险干啥？听说红军对俘虏不错，干脆投降算了。哪里不是混饭吃？”在法国他们就听说过，红军是为工人阶级打仗的。三人钻出战壕，打上白旗跑到了红军那一边。红军听说是中国人，十分优待，没让他们进俘虏营，把他们直接编进西伯利亚兵团跟日本军去作战。可是不凑巧，西伯利亚兵团打了败仗。一个伙伴受了伤，两个伙伴抬着他。三个人全叫日本人抓了俘虏，押送到日本四国岛上去。战争结束后，要遣返战俘。俄国人全送走了，因为他们不是俄国公民，就只好在日本留了下来。这三人除了老孙念过几年私塾，那两人全不认字。想进工厂当工人也不够格。幸亏三人前后当过四个国家的工人和大兵，有一个始终在伙房打下手，学了一手作大兵西餐的手艺，就拿遣散费，摆个小摊卖起街头西餐来。卖了几年，多少攒下点钱，把饭摊搬进屋子，算是有个店面。有了钱，三个人也就有了矛盾，干厨师的那一位总觉着他那份分得少，一怒之下抽了股，到一个大使馆当厨子去了。剩下老李和老孙，两人觉得决不能再分开，就抱着团活下来。靠了省吃俭用，官面上打点得周到，买卖兴旺了一阵，就在这个小城又开了个分号。平时老李在这坐镇，隔三差五老孙也来瞧瞧，两人都没家口，在财产上、收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