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之所在，只看到说的话不被采用，于是认为您设置赏格而不真正实行。我们认为告示百姓之事，可以稍等一等再说。”王沈又下令说：“进言有益于上，赏赐给予百姓，这是君子的德操，有什么理由不说？”褚又禀告说：“尧、舜、周公之所以能使人忠心进谏，是因为他们诚恳真挚的心十分显著。冰炭不会说话而其冷热的本质自然很明确，这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如果喜好忠直之言，能象冰炭那样自然，那么忠直之言将不用求就会自然而至。如果德操不足以同唐尧、虞舜相配，贤明不足以同周公相比，真实不能象冰炭一样，那么尽避出具重赏，忠心直谏之言也不会听到。”于是王沈就停止了赏赐进言的作法。
二年（辛巳、261）
二年（辛巳，公元261年）
[1]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吴将邓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谋归化，遣使送质任，欲令郡兵临江迎拔。”诏王基部分诸军径造沮水以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当因此震荡江表。”基驰驿遗司马昭书，说由等可疑之状，“且当清澄，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又曰：“夷陵东西皆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今者盘角濡弱，水潦方降，废盛农之务，要难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维之趣上，文钦之据寿春，皆深入求利，以取安没，此近事之鉴戒也。嘉平已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宜，当务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力农务本，怀柔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书，意狐疑，敕诸军已上道者，且权停住所在，须候节度。基复遗诏书曰：“昔汉祖纳郦生之说，欲封六国，寤张良之谋而趣销印。基谋虑浅短，诚不及留侯，亦惧襄陽有食其之谬。”昭于是罢兵，报基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依来旨，已罢军严。”既而由等果不降。烈，奋之弟也。
[1]春季，三月，襄陽太守胡烈上表说：“吴国将领邓由、李光等十八个营垒共同商定归顺我国，并派遣使者送来人质，想让我们的军队开到长江边去迎取。”诏令让王基布置军队直接到沮水去迎接。诏书说：“如果邓由等人能如期到达，就会因此而震荡江表。”王基派驿使快速送信给司马昭，陈述邓由等人的可疑情况，说：“此事还应当进一步澄清查证，不应立即发重兵深入敌境去接应。”又说：“夷陵东西两边都是险要狭隘之地，竹木丛密茂盛，如果敌人突然在要害之地出击，那么我们的兵马就不能施展力量。如今正值春夏之交，弓弩受潮而柔软无力，而且正当降雨之后，此时废弃繁忙的农事，邀取难以必得的利益，这是危险的事情。姜维趋进上，文钦占据寿春，都是因深入敌境求取利益而遭到全军覆没的结局，这是近来之事的戒鉴。嘉平年间以来，多次发生内部危难，当今我们应做的事宜，最重要的是力求安定国家社稷，抚慰上下臣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安抚百姓，不应兴师动众以求外部利益。”司马昭多次得到王基书信，犹豫不定，命令已经上路的诸军暂时停止前进就地驻扎，等候新的部署。王基又给司马昭写信说：“以前汉高祖采纳郦食其的意见，想要分封六国，明白张良的谋略后就迅速追回销毁了已刻之印。我的谋虑短浅实在不如留侯张良，但也害怕襄陽之事会出现听信郦食其之言的错误。”于是司马昭停止进兵，又给王基写回信说：“一般人处事大多曲己而顺从，很少能明确而详尽地向我陈述实在的道理。真诚地感谢你的忠爱，多次得到你的规劝晓喻。现在就依照你来信的意思，已经停止了发兵。”到了约定日期，邓由等人果然不来投降。胡烈是胡奋之弟。
[2]秋，八月，甲寅，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不受。
[2]秋季，八月，甲寅（疑误），再次命令司马昭晋升爵位像以前那样，他仍然不接受。
[3]冬，十月，汉主以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都护、卫将军，共平尚书事，以侍中樊建为尚书令。时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矫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与皓往来。秘书令正久在内职，与皓比屋，周旋三十余年，澹然自守，以书自娱，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故官不过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祸。汉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谮之，使十年不得朝见。
[3]冬季，十月，汉后主任命董厥为辅国大将军，诸葛瞻为都护、卫将军，共同管理尚书事，又任命侍中樊建为尚书令。当时宦官中常侍黄皓当政，董厥、诸葛瞻都不能纠正他的错误行事，士大夫们也都依附于他，只有樊建不与黄皓往来。秘书令正多年在宫内任职，与黄皓的房屋相邻，周旋共处三十余年，淡然自守，每日以读书为乐，既不被黄皓所喜爱，也不被黄皓所憎恶，因此官职不过六百石，但也没遭受祸患。汉后主的弟弟甘陵王刘永憎恶黄皓，黄皓就在汉后主面前诋毁他，使他十年都不得朝见。
吴主使五官中朗将薛聘于汉，及还，吴主问汉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以为至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综之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