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唐代以前，中国文献提到日本（唐以前称“倭”）的最早史料中，《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9字；《山海经·海内北经》有“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11字；后汉王充《论衡·儒僧篇》有“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16字；《后汉书·东夷列传·倭（条）》的字数多些，但作者刘宋范哗（398—445）晚于陈寿一百馀年，内容多出自《魏略》和《魏志·倭人传》，仅个别处据他书。所以《魏志·倭人传》是日本缺史时代唯一的文字历史。陈寿生当三世纪，同比他稍早的《魏略》作者鱼豢都在魏都洛阳，有机会接触当时往来中日间的双方使节，并根据他们的陈述，参考曹魏官方文献，按照我正史《汉书》外国传的体例，实事求是地写下这份调查研究资料，可以说是有关日本的同时代史。史料价值极高。
二、日本国家的起源：由于日本古史充满了神话传说和皇国思想，直到1946年天皇发布否定“皇权神圣”的《凡人宣言》前，日本不容许科学的本国历史合法存在。但《魏志·倭人传》对公元三世纪日本国家形成所作的真实而朴素的描述，却使唯物主义史学得据以批判日本传统建国神话的歪曲，为建立科学的日本古代史体系打下基础。
三、日本最早国家的地理位置：《魏志·倭人传》里出现日本（倭）的最早国家——邪马台国究竟位于日本的何处（是今日的奈良还是北九州），一直是数百年来日本学界争论的焦点。论争的由来既有从纯历史地理考证的角度出发的，也有夹杂着皇国史观的思想来解释的。在新进史学者中，也存在着根据国家形成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来判断邪马台国位置的方问题（见下）。
据《魏志·倭人传》，倭人“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这就是说，汉代日本有百馀个部落国，到三国时已逐步并合为三十国，由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统治了。据《后汉书·东夷列传·矮（条）》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北九州博多湾志贺岛发见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委”即“倭”）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倭奴国”应读为“倭”的“奴国”，它就是《魏志·倭人传》所述女王治下约三十国之一的“奴国”，位于今北九州福冈市附近。但《后汉书》关于倭奴国，除光武赐倭奴国王印绶，及“永初元年（107）倭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两事是《魏志》不见者外，几乎没有留下其他消息。三国时，我们通过《魏志》，才知道不少情节：当时日本的生产水平还处在渔猎采集经济过渡到水稻农作的阶段。《魏志》说：“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种禾稻、紵麻、蚕桑、缉绩，出细紵、缣绵。……兵用矛、楯、木弓。……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日本由于从朝鲜、中国传入稻作、铁器，使他们能从新石器时代即弥生时代同时进入金石并用时期。
公元三世纪日本的社会形态，从女王卑弥呼和壹与都由“共立”而产生，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等，显然还是母系族长巫术统治。此外，从一般家庭中，“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以及渡海远行，常使一人素食，不近妇女，如丧人，“名之为持衰（斋戒之意）”等现象，看来都还未脱氏族社会末期状态。但生产发达地区“国国有市，交易有无”，并且“收租赋，有邸阁（国家仓库）”。由于私有制发展，贫富分化，社会阶级身分差别显著。例如“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社会秩序森严，“不盗窃，少争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所以井上光贞认为邪马台国各小国王只是“族长中的族长”，一种祭政合一的祭司王（《日本国家的起源》，第21页，1960年）。后来他又说，“女王国似已具备使各国贡纳谷物的国家形式，是日本最初的贡纳国家了”（《从神话到国家》，收入《日本历史》第一卷，第211页）。我最近见到京都大学上田正昭教授，知道他根据《魏志》说邪马台国有“大人”、“下户”、“奴婢”、“生口”，以及“门户”、“宗族”等法律地位区分的现象，曾主张当时日本已不是单纯原始公社的形态，而是具有身分组织的阶级社会。各国王也不是原始公社的族长，而是包含了以私有制阶级的共同体为基础的首长，邪马台女王则是统属这些国王的东方专制君主（见所著《日本古代国家成立史研究》）。指出了当时日本国家的实质。1981年在天津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会上，我在答复关于日本古代国家性质的提问时，曾表示了接近上述意见的看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总之，邪马台国是日本父家长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形成的早期国家。
《魏志·倭人传》什么时候传入日本，已不可考。但《日本书纪》编者在卷十二神功皇后纪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年三条下，已分别注明《魏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