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争论。就是我们的熟朋友中间，各方面也有极大差异，唇枪舌剑也在所难免。举例来说，在前一天的会上，我和那位先生就有过一次交锋。那天是谈德国如何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大家认为很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在德国没有译本，而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品却译了不少。我的朋友阿诺尔德就问甲先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是怎样选择翻译书目的？”甲先生说：“我最注意中国报刊上的争论文章。对哪篇文章争论最尖锐，我就优先选择哪一篇作品，因为这类作品肯定会传达较多的信息，不论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政治信息……”阿诺尔德问：“邓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如果我有权力发放学位证书，我一定发给我的朋友政治学学位或信息学学位，我不会给他文学学位。因为有无争议从来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会后我和甲一起喝茶，我问他对我的发言有什么意见？他说很好，不过以后他不想再弄文学了。他宁可多介绍些中国的政治文章过来。说着就把他最近翻译出版的一本《***文选》送给我，上面还有某位中国领导人的题签。我当然表示感谢，同时说：“我希望你文学也还搞下去。我不赞同你的选题观点，并不等于不赞成你的全部工作。”看得出他有些不愉快，但总算都没红脸。争论既然难免，当然最好的情形是既能说明自己观点，又无损于友谊和礼貌。但作家究竟不是外交官，重感情，尚坦率是其本性。与对话者之间有点磕磕碰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总体上坚持了原则和礼貌，就算合格。
我们这天的会开得满成功。争论也有，但没发生在中德国两国朋友间，而在是中国同胞之间，并没引起不愉快。
这次和我们一起参加会的，除中国作家代表团外，还有两位中国人，一是L小姐，她目前在伦敦一个摇滚乐团当歌星。另一们M先生，目前在巴黎闯天下。据德国朋友介绍说是位有名的中国青年诗人兼画家。在国内时参加过星星画展。写诗大约是在法国定居后的新发展。所以专门发表在西方办的中文杂志上。这两位都是德方根据某位汉学家的热情推荐直接从巴黎和伦敦请来的。虽非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大家活动还是在一起。相处也还融洽。L我早就认识，也读过她的作品，很为她的才能高兴。M虽是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他腿部残疾，拄着根拐杖，衣着也满朴素。浅谈过几句后，知道他在巴黎给人打工，刷墙，洗碗，扫垃圾，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揎圆了肚子还要写诗，生活得着实不易。这天的会我是第一个发言的，由阿诺尔德给我作翻译。阿是著名评论家，给我翻译之前，他先谈了一番他对我的作品的评介。我除去谈我的创作经历外，自然也要谈及创作观点。我说了两点，一，我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是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有助于读者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有助于人类灵魂的净化和完美。我不认为文学直接对政治的干预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作为。二，在艺术形式上，我仍追求民族特色。我把世界文坛比作一个大花坛，各国作家是不同的园丁。英国善长玫瑰，日本精培樱花，荷兰产石竹，法国有丁香……各尽其力，各展所长，这花坛才能百花齐放，彩色缤纷。中国若也种玫瑰，种得再好，即使和英国的一样好，对这花坛来说，也并没新的创造。即使没有中国参加，人们也不会感到缺少什么，假如中国种牡丹，这就不同了。就有了不能代替的独特存在价值。演讲之后，在座谈时，有德国朋友问：“你对中国当前的文艺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中国作家有创作自由吗？”我说：“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还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自由的写作环境。刚才阿诺尔德先生介绍了我的小说《那五》和《烟壶》，像我这样的作品，在以前绝不会有地方发表。若当真发表了，其后果会比不发表更糟。现在不仅发表了，而且四处转载，连续得奖。这难道不是有无创作自由的一个例证吗？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文艺政策已经完美无缺，再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登峰造极，再不要有所发展了。况且我也不认为民主是无条件的，自由是绝对的……”我这几条看法，M先生显然都不喜欢。我讲完后，立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主持会议的斯恰米特先生用担心的目光看看我。我冲他笑了一下，恰好台下有听众要我表示看法。我就说，在一个会上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在我已成习惯。干么不让听众带着问号回家自己思索呢？把争论的时间用来进行下一个节目，请大家听听我们中国人朗诵不更好吗？
斯恰米特先生便宣布转入朗诵。听众立刻活跃起来。
先由我朗诵《烟壶》片断，效果平平。随后M朗诵他的诗作，这才把会推向高潮。
M先生朗诵是十分精彩的。他朗诵的第一首诗，题目叫做《门》。这首诗很有特色，不论你听懂听不懂，喜欢不喜欢，听过一遍，保证能把全诗记住。因为尽管全诗很长，其实只有一个字，“门”！朗诵起来声音高低强弱，节奏快慢缓急，变化多端，铿锵有致。整个大厅都被这诗的吟诵声震住了，一时万籁俱静，只听到一个声音。
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