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们告诉我他却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九次坐牢而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人并不把傻大黑粗看作是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我们这儿一度把一切与文化教育有关的东西全视作与革命品格誓不两立，非把它改造得一点不剩才好。这想法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怎样产生出来的，颇值得历史学家去考证一番。我从照片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还是白领黑领结，仪表整洁，并不敞胸露怀胡子拉茬。
回来时已是午夜，看到各家住宅阳台上或院子里，都还有人坐着悠闲地边饮啤酒边闲谈。此后我在斯科普里、贝尔格莱德，见到几乎所有的露天酒吧都座无虚席，人们手捧大号的啤酒杯连玩带笑，高兴了还唱几句，不唱到后半夜两点不会散。我这才明白各家阳台上的小桌不是为吃饭预备的。
上边说的日程，是公共的日程，而在公共日程之外，我成了一个被说服、被劝导、被责问、很可能还是被诅咒的对象，轮番的被邀请“个别地谈一谈”“友好地谈一谈”“坦率地谈一谈”“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和“不妨尖锐地谈一谈”。这些谈话是不轻松的，但决不是不友好的和没益处的。从这些谈话里，我看到南斯拉夫人爱国的热忱，民族自尊心。既看重友谊更看重原则。各加盟共和国，各族作家的团结一心，使我更敬佩与热爱他们了，我感觉到每个作家都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有几位朋友，十分顾大局，通情达理。既坚持他们的观点又体谅我们的处境，使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从谈话中使我确切了解了他们的观点，对我很有教益。
然而，谈判并没达成协议，这使我连觉都睡不踏实了。
五
二十五日这一天是诗歌节的高潮，也是我们的活动高潮。这天上午马其顿共和国总理德斯塔夫雷夫同志单独接见中国代表团，接见的地点在斯特鲁卡郊外依山临湖、雪松丛中的别墅里。陪同总理接见是诗歌节负责人斯瑞佐夫斯基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总理赞扬了中南两国作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当然，也关心地问起马其顿诗选的出版情况。显然他对整个情况非常了解。他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持南斯拉夫作家的观点的；但也能体谅我们的观点。并说明中南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绝不会因这具体事件所影响。我表示感谢，因见总理满头白发，又听说他明年即将担任全联邦总理我便说：“在革命的道路上，总理是前辈，很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谅解与支持。”会见出来后，一位了解情况的同志对我说：“你老兄几天来大体还应付住了局面，今天可出了笑话，一个外交笑话！”我惊问：“怎么啦，我说错什么话了吗？”那同志说：德斯塔夫雷夫比你小几岁，你居然称人家前辈岂不失言？我听后十分惭愧，后悔没把情况先调查清楚，不过天晓得，谁会想起接见之前要打听人家的年纪呢？应该记住的教训是，万不可用衡量亚洲人年龄的眼光去衡量欧洲人。
从总理别墅回到旅店，已经到了开记者招待会的时间，来不及回房间休息整理，就直接进了会场，出席的人很多，提问题很踊跃，头一个问题就是：“听说中国在编辑出版马其顿诗选进程中碰到了困难，您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说：“从广义来说，任何工作过程都是克服困难的过程。编辑部的任务就是克服编辑工作中的各种困难，您把这还当成新闻吗？”
座席中发出赞同声，这时一位女记者问“中国是否还有女权问题？”我说：“有，在个别农村或偏僻地区，还有明显的歧视、压迫妇女甚至买卖婚姻存在。但在文艺界似乎相反，女性作家和艺术家的能量大于男性，成功率与知名度也大于男性，我们同事多是女强人。在不少知识分子家庭中好像存在提高男性地位的问题，那里是女性当权的世界。”
有几位男记者不仅鼓掌，而且大声喊：“完全同意，我们这儿也这样。”
提问的女记者又问：“那为什么你们代表团里没有女作家？”
我说：“她们来了还有我的发言机会吗？”
会场上一片又一片大笑，空气轻松下来了，这以后就一帆风顺，一直把招待会开完，交谈始终在愉快的气氛中。
晚上是传统的河上诗歌晚会。那座桥被装扮得花团锦簇，放了几排椅子。凡准备朗诵诗的人，全在桥上落坐。其余的人和当地市民一起自由去找立足处。河边几十根旗杆，挂满了各与会国的国旗。我们在一个广场前边找到五星红旗，非常亲切，站在它下边照了相，然后沿着河边漫步。河两岸树上挂满彩灯彩纸，附近建筑物上悬起了标语，天空升起两大群气球拖着的标语；在标语和彩灯之间，是扬声器，来欣赏诗歌朗诵的人随便地在河两岸站着，坐着，溜达着，或三五成群，或只身独处。铜管乐队演奏了几支曲子后，“通通通”几声巨响，天上闪亮起焰火，**宣布大会开始，那希腊诗人昨天虽已在教堂领了奖状，今天仍要举行一次授奖仪式，然后就由各国诗人朗诵自己的诗，有用英语的、法语的、希腊语的，张志民和邹荻帆自然是用中文。中文诗有人翻译，别的诗大都没人翻译，但人们听也鼓掌，不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