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训共三个月，我于1965年9月初回到满洲里边检站，仍在警通排当班长。”
“1965年春，那时我还在交检科警卫班，一天下午我正在国门哨位上站岗，政委找我谈话。政委是一把手，站党委书记，我知道政委很忙，找我谈话，一定有重要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见面政委就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提干在部队长期干下去，我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服从组织需要，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就留。这样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在打官腔，可是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学雷锋，毛主席和其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为雷锋同志题词不久，雷锋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楷模，全国党风正，民风齐，整个社会风气大变，人人学雷锋、个个做好事己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所以我的回答也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就这样，这次谈话不超过十分钟，时间虽短，它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在部队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直到退休。”
“1966年，我的任职命令公布，任命为满洲里边防检查站交检科三组副组长，行政级别23级，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我同年入伍的一个战友，我们两人是六一年入伍战士中最早提干的，站长曾教我们两人学摄影。我到交检科三组报到时，三组只有两名干部，他们俩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工作中也是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他们两位多年在交检科工作，在组织勤务、指挥检查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业务方面的事他们俩管得多些。我文化水平比他们高，他们两人都是小学，写封信都有困难，所以要写写材料等文字方面的事，自然落到我的肩上。另外我刚从教导大队受训回单位不久，军事技术比他们好些，组织军事训练一般由我负责。我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很开心，逐渐成了朋友，不仅工作相互支持，生活也相互照顾。那时同志间关系都很纯洁，大家以诚相待，没有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历害关系，如果个别人为本人个人利益乱拉关系，他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成为众矢之的。”
“我提干后在交检科实际工作仅一年多，尽管我的任职命令有七年半都在交检科，直到1973年前都任交检科三组副组长。可实际上却从1967年4月就离开交检科，先到深圳边检站学习边检技术检查一个半月，回站后到政检科、政治处帮助工作，又抽到思想宣传队、三支两军等，频繁变换岗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深圳回来后不久就到政检科帮助工作，可能是准备开展技术检查吧，可是仅一个来月。技术检查工作尚未开展，又于1967年调我到政治处帮助工作。政治处的工作很忙很累，但让我工作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有一次内蒙古军区布置各团以上单位写突出政治、狠抓路线斗争教育的经验材料，为把这个材料写好，站领导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写作小组，小组由政治处一个干事牵头，又从交检科抽调了一个俄文翻译，还有我，共三人组成，经过几天的努力写成初稿，后来又几次召开干部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经反复修改后定稿上报。这个材料不仅我们写作小组满意，站领导满意，全站干部也满意。后来内蒙古军区转发了这篇文章，并作为典型经验上报总政。当时在全站引起轰动，我们三人也就成了公认的笔杆子。其实这篇文章最多只能说文笔还可以，它本身就是极左思潮的产物。那时大约是在1968年夏天，文 化 大 革 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遍地都是敌人，打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又是写路线教育的文章，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
听到叶长青老站长提到文 化 大 革 命，吕子龙激动起来，他说：“老站长，这段历史您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我过去在编站里的史志时，发现这阶段缺失得非常厉害，几乎没有什么能招到的资料，您跟我说说吧。”
老站长听到吕子龙这么问，不好拒绝，但是也没有直接说，而是跟吕子龙说：“吕队长，这段时期的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是今天我看时间可能不太够了，我先留着，下次有机会跟你单独交流吧。”
吕子龙明白，老站长对于这段历史还是有点忌讳的，当着丁洁、东子和茉莉的面不太好说，所以也就作罢了。
老站长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他的故事：“那段历史咱们先略过不提，来说说我的个人事项吧，因为我觉得我的个人事项，跟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从我的人生轨迹，你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历史氛围。”
“好好好！”这回丁洁开心了，终于听到老站长说他个人的事情了。
老站长说道：“1965年我从丰镇教导大队集训回到满洲里边防检查站后，发现站里新来了两名女大学生，当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没有对她们有任何想法。有一天，一个女大学生来到警卫班，要求替战士站岗，被我拒绝了。拒绝她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天已经很冷，她刚从南方来，不适应高寒区的气候；二是没有女同志穿的毡靴。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女大学生很泼辣，没有大学生的娇气，愿意跟战士打成一片。后来，她成为了我的妻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打交道，以后她还是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