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主任同汪亦适谈话之后，再一次找程先觉谈话。程先觉还是一口咬定解放皖西城的前一天晚上，他是响应地下党的号召，主动前往风雨桥头起义的，肖卓然可以为他作证。于建国再三追问，在他前往风雨桥头之前，有没有同汪亦适接触。程先觉的回答是，在此之前我们两个人确实讨论过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说他接到地下党的通知，要我们去风雨桥投奔解放军，我当时就表态立即行动，他也说要去风雨桥，但是又有点犹豫，又说他要到图书馆还书。我等了他好长时间不见他回来，我还以为他直接去了风雨桥，再后来我听见枪声响了起来，我再也不能等了，拔腿就往风雨桥跑，路上还躲过了国民党的追兵。后来听说他被俘了，我很惊讶。不过，依我对汪亦适的了解，他对国民党军队是没有感情的。他这个人是个书呆子，虽然不问政治，但是从平时言谈中，也能听出来他对国民党军队是不满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所以后来听说他被定性为投诚，我完全相信。要不是一念之差，或者不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他起义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程先觉这次的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要害的环节上既没有推翻原先的说法，同时也巧妙地说了一些有利于汪亦适的话，不像当初在三十里铺张管教问他的时候，一推三六五，功劳都是自己的，别人是个什么压根儿不管。这大约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敢轻率从事的缘故。
但是于建国不理睬他的拐弯抹角，抓住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穷追不舍。于建国问，你和汪亦适两个人，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到风雨桥头的？
程先觉琢磨了一阵子才说，是他最先说出了接应地点是风雨桥，我最先提出去风雨桥。
于建国问，也就是说，还是你最先提出去风雨桥？
程先觉说，我记得是这样的。
于建国盯着程先觉说，程股长，请你再次确认，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去风雨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向组织说实话，否则，如果我们调查出同你的证词不相符合的事实，后果你恐怕也是清楚的。
程先觉紧张了，脑门上油光闪亮。他掏出手绢，擦了脑袋又擦眼镜，过了很长时间才结结巴巴地说，是他最先说的，不，是我最先说的，不，我们两个都说要去风雨桥。
事情到了这一步，汪亦适的问题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同程先觉谈过话，通过上级组织协调，于建国又到三十里铺，找正在司法机关接受审查的郑霍山和李开基谈话。这回，郑霍山也说了一半实话。
郑霍山说，那天晚上，汪亦适找到我，动员我跟他一起去风雨桥参加起义是不错，但是我怀疑他是到风雨桥去见舒云舒。这个人是情种，加上认死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其实这时候于建国已经知道汪亦适接到的那封起义号召信署名是舒云舒，也知道了解放皖西城的前三天同汪亦适谈话的人是舒云舒，还知道了这几个人同舒云舒的关系。
于建国问，你是不是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起义号召信？
郑霍山回答说，是的，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封公开信，并不是写给哪一个人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肖卓然背后指使的。肖卓然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地下党，我们那时候一点都没有察觉。
于建国说，你不要东拉西扯，回答问题要有的放矢。我再问你，你既然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号召信，又有汪亦适劝说，你为什么没有去风雨桥？
郑霍山说，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去了被杀头。
于建国说，照你说来，汪亦适确实是动员你起义了？
郑霍山说，你们希望我说他动员我起义，我就说他是动员我起义。
于建国火了，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说，什么叫我们希望？你要陈述事实！
郑霍山说，他说了起义的话，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
同郑霍山谈完话，于建国又把李开基叫来。李开基说，千真万确，汪亦适是去动员郑霍山起义，我当时在场，我当时心中暗喜。我是有起义想法的，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汪亦适的话是真是假。长官、首长，你是军人，你知道的，战乱年头，人心难测，我不得不防，所以，我给他们发了枪，打算伺机临阵起义。
于建国说，行啦，你用不着给自己贴金了。不是你阻挠，汪亦适起义就成功了，你的问题铁板钉钉。
李开基说，我冤枉啊，我就迟了一步。首长，我是真心起义的啊，阴差阳错啊！
同这几个人谈完话，于建国就回去向丁范生做了汇报。丁范生肯定地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汪亦适这个人是好人。既然是好人，你们弄个材料，给他定性为起义。
于建国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汪亦适有起义的想法，但是没有起义的行动，想法代替不了行动，所以他只能定性为投诚。程先觉对起义动摇，但是他最终付诸起义行动，所以程先觉还是起义。
丁范生说，还是那个鸟结论，那你天天调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