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她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她在做什么？她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她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