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的观点，并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内组建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日合作消化道内镜临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沪港合作基因病毒治疗中心等四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
92岁时，吴孟超依然每周要亲自主刀多台高难度的肝胆手术，坐堂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主持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日常事务，并亲自带教多名研究生，还不时要跑到嘉定在建的东方肝胆新院和中国肝癌研究中心的工地视察。
2019年，97岁的吴孟超退休，因长时间握手术刀，他的右手食指、无名指的关节都已变形。
吴孟超曾说：“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我就想当这样的好医生”。他用实践证明了自己。
5月22日，吴孟超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3时0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2016年，刚在广州读完大学的惠利突然遭遇家庭变故。患病十多年的父亲，进入尿毒症晚期。彼时，市区仍有将患者送往通化市医院透析的专线大巴。为了父亲治病方便，家人购买了客运站楼上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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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晴天霹雳再次传来，父亲又感染了肺结核。得到确诊消息后，一直为父亲做透析治疗的医院立即表示“不收治、会传染”。然而，当地肺结核专科医院又因设施不足，无法进行透析。
家人曾尝试将父亲转院至省级结核病医院，但患者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评估身体情况，等到透析室有位置时才能转院。这对每周需要透析三次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
全家人濒临崩溃。姐姐、姐夫不停地托人、找关系，但医院态度依然非常坚决，不能收治。
惠利觉得，肺结核不算是极其凶险的疾病，如果做好防护措施，感染风险应该是可控的，为什么医院无法收治呢？
尿毒症患者经过长期血液透析，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其感染结核的发病率为正常人的6~25倍，排在艾滋病、风湿免疫疾病、器官移植之后，是结核病的高发人群。
对于这类患者，国家提出的措施是：血液传染病分区分机透析，呼吸道传染病转传染病医院或者居家腹膜透析。
然而，现实是，我国绝大部分的血液透析中心都没有专门的隔离透析室，而肺结核医院也基本无法提供血液透析治疗。居家腹膜透析治疗近年来虽有发展，但普及依然受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下简称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医师段鸿飞告诉“医学界”，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透析资源都是很宝贵的。尿毒症合并肺结核的患者几乎无法找到接收他们的地方。
“我认识的这类患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段鸿飞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主治医师魏纯淳告诉“医学界”，该院的尿毒症患者如果发现感染结核，就会被转至本院结核病房或其他专科医院。在本院治疗、并处于结核活动期的患者，需要单独在结核病房隔离治疗，进行更为昂贵的床边超滤（CRRT），这种治疗方法虽然比单纯血透效果更好，但是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苏州地区2011~2017年间住院的9528例肺结核患者中，合并症高达72.7%，发生率排名前三的依次为肺外结核（36.24%）、糖尿病（11.28%）和药物不良反应（11.27%）。
一份来自北京市胸科医院的研究也发现，2012~2016年，在该院初次住院的9653例肺结核患者中，排名靠前的合并症分别包括：营养不良（19.49%）、2型糖尿病（19.18%）、贫血（16.7%）、白细胞减少症（3.53%）、病毒性肝炎（3.46%）以及肺癌（1.65%）等。
如果遇到合并肠穿孔、阑尾炎、脑出血等需要外科紧急干预的肺结核患者，情况就变得棘手起来。
碰上这种病例，如果外院的医生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就可能错过抢救时机。需要转院做手术的患者则四处碰壁，大多数综合医院不愿收治。段鸿飞和同事常常需要动用私人关系，或利用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才能为这类患者找到接收医院。
一位高年资的结核病医生曾回忆，大约20多年前自己做住院医师时，合并肠穿孔的结核患者还有机会存活。“肠结核患者往往腹腔感染得一塌糊涂，手术难度很大。那时外科医生还愿意收治他们，觉得不做手术就是死路一条。”
但近些年，医生们越来越趋于保守。囿于传染病防治法中“非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不能收治肺结核患者”的制度规定，加之日趋紧张的医患矛盾，不再有医生敢做风险大的手术。而这样的患者，如果综合医院拒绝收治，专科医院就只能采取保守治疗，但效果往往不是很好。
段鸿飞还会遇到患者内外科疾病同时发作的情况。
今年五一假期之前，一位29岁的女性患者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