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响，起屋上梁哩。
大沟对面，树影地里。有两个人，在说话：
“你家收这么多粮食，还不盖屋？”
“我大说先还账哩！这么些年咱家欠队上的账不少，大说，做人要讲个信义，借了账不能不还。”
“那房子，什么时候盖呢？”
“收了麦，卖了粮食，就盖屋。”
“你家咋不去做生意？光死种粮食。也种点别的，上街卖去。”
“我大说了，最要紧的是粮食。有了粮食，什么也不怕了。再说——”
“再说什么？”
“我大说，咱是本分人，不是生意人。”
“做生意怎么啦？”
“那得会坑人，心要狠才管。”
“一街都是做生意的，一街都是狼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一颗石子扔进了大沟，荡起一个水花，水花一圈一圈地荡开了。
“生气了？”
“生什么气？我是怕为了盖房子，把你饿毁了。我知道你是个大肚汉。”
“满地里青的黄的，什么不能吃？灰灰菜，妈妈菜。”
“吃得你生浮肿病。我大是生浮肿病死的。”
“不能。我娘说是把粮食都卖了，总还要留一点儿。”
“这才对了。”
风吹过树林子，一大沟的水微微荡起波纹，闪闪地亮。
“你在想什么！翠。”
“我想，以后来，我带馍馍给你吃。”
三十七
鲍仁文跟着**，在县一招住了三天。说是合作，其实就是鲍仁文提供材料，**执笔。写完之后，再让鲍仁文看一遍，看有哪些地方失真，不符合事实的。鲍仁文指出后，**就改去。弄了两天，鲍仁文只动了嘴，却没有动笔，心里是很不过瘾的。
而这三天与**的接触，却使他打破了一些对记者的神秘感。他没料到记者也是和他一样的人，要吃饭，要睡觉，睡觉还打呼，打得如雷贯耳，害得他两宿没睡踏实。而且他晓得了**比他要小三四岁，插过队，然后自学成才，进了报社。他有时请鲍仁文喝酒，喝多了就发牢骚。抱怨自己没有文凭，如何地吃不开。房子挤，工资低，奖金制尚在争取之中，等等，等等。鲍仁文只是不明白，从事这么崇高的事业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俗事的困扰。而有了这许多繁杂俗事的打扰，还怎么能够对人类的灵魂开展工作！
当他从县城往家走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一种失落的感觉。不过，等他进了小鲍庄，面对着人们完全改变了的尊敬的目光时，那失落感又消失了，内心渐渐地充实起来。一周以后，《晓星报》上头条登出了文章《鲍山下的小英雄》。他的名字赫然地用铅字印在了题目下边，**后边。他对着那报纸，心跳得厉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镇定了一会儿，他开始看文章，心跳渐渐缓了下来，正常了。文章里没有一句是他写的。他慢慢地平静下来，又从头看了一遍。这一遍，他发现有几句话一定是出自于他最早的原稿。比如：“死亡面前，他把生留给他人，把死留给了自己。”这句话在原稿上，他记得就有的。当他看到第五六遍的时候，他从字里行间看到了自己的劳动。他确确实实地认可了，这是**的文章，也是他鲍仁文的文章。他的文章终于用铅字印出来了，他的名字，终于用铅字印出来了。这铅字，便是一种认可，一种肯定。他的名字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他的存在像是更加确定，更加切实了。如果说他原本对自己是否存在还有一些怀疑，一些犹豫，一些不敢肯定，那么这会儿，是完完全全放心了。
文化子把这文章念给他大他娘听，不料他大他娘脸上却淡淡的，好像在听一个别人家的故事似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话，对他大他娘作用不大似的。文章里的捞渣，离他们像是远了，生分了。只是当文章提到鲍彦山的名字时，鲍彦山抬起头问了一声：
“提我了？”
“提你了，你是捞渣的大嘛！”
“提我干啥，怪没趣儿的。”
“你是捞渣的大嘛！”
他便不再吱声。
文章里还提了许多人，比如组织救人的村长，捞起捞渣的拾来，他们都让文化子或别的读过书的孩子念了好几遍。
这文章激动了许多人的心，有人给鲍庄小学写信，有人给捞渣他大他娘写信，也有人给小鲍庄全体乡亲写信。清明那天鲍庄小学全体师生，来给捞渣扫墓。照此地规矩，在坟头上压了块土坷垃。然后献上一只花圈，用野花野草扎的。五颜六色的，在阳光下，灿烂得很。
过了两个月，收毕麦子。小鲍庄又来了一辆吉普车，下了三个人。一个是县文化馆的老王，一个是个小妞，穿着连衣裙，另一个是个男的，有四十来岁。他们一起步入了鲍彦山的家。这是从省里来的省报记者。省里决定，要大力宣传捞渣。
鲍彦山比上回镇定多了，握过手，请客人坐下。然后把捞渣牺牲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