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搂搂好，向前走。
这是他的宝贝，他的心肝，他的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所有。他为它熬了多少夜，熬了多少灯油。他累极了，困极了，难极了，写不出一个字却又非要不停地写下去，写下去。这时候，他便会困惑起来：
“这么苦究竟是为啥？究竟图的啥？会有个什么结果呢？”于是他会一下子委顿下来，心里充满了虚无的情绪。这种心情冲击得最强烈的一次，他竟把他写了九个晚上还没写完的一篇小说撕了。然而，等那一阵狂暴过去之后，他望着一地的碎纸片，落寞地哭了。这时，他特别想往什么上面偎靠一下，温暖一下，安慰一下自己这颗破碎而孤寂的心。他觉得自己苦得很，苦得很。他蜷缩着，自己偎依自己，慢慢地平静下来，又重新摊开一张纸，拿起笔。除此以外，他不明白还有什么能给自己安慰和偎靠的。只有这么写着，他才能够希望着什么，妄想着什么。
路，无穷无尽地延伸着，这是一条寂静的路。他又觉着渴，却再不能遇上一口井了。
日头偏过正午，他走上了刘庄的地，前边就是县城了。有人担着空挑子往回走，是从街上下来的。
城里很安静。街中央馆子里，一地的鸡骨鱼刺，一个围着稀脏的围裙的娘儿们，正往外扫，招来了两条狗。剃头店里只有一个师傅靠在剃头椅子上打呼噜。一只猪大摇大摆地从百货店走出来。
他走过邮局，走进招待所。他心中忽然有些紧张。他努力回想着“作品”中最叫自己满意激动的段落、语句，想给自己增添一点信心和勇气。然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些绞尽脑汁写下来的章句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发觉，自己过去的半生的价值，和今后半生的价值，马上就要得到一个裁决。他有些腿软，几乎要掉过头走去了。
传达室的老头在打盹，口水流在衣襟上。一个女人低着头织毛线。没人理会他。
“大姐。”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叫了。
“大姐”皱着眉头抬起脸，不太耐烦的样子。
“大姐，这里住的可有一位作家？”
“什么‘坐’家、‘站’家，不知道！”她回答。
“就是从外面来的，写文章，写书的。”
“叫什么名儿？”
“不知道。”
“男的女的？”
“不知道。”
她低下头继续织毛线，不再搭理他。
他又恳切地叫了一声“大姐”，没有回应。无奈，只好罢了。他站在招待所门口，思忖了一会儿，掉过身往县委走去。他有个中学里的老同学，在县委宣传部打字。
很顺利地找到了那老同学，她也还认得他。而当他向她打听作家时，她却茫然了好一阵，然后才想起带他去找一位王科长打听。王科长皱皱眉头，抬起手，抖一抖手腕，把袖子抖下去，露出亮晶晶的坦克链表带，然后才去抚摸锃亮的分头：
“听说过这么一件事，不清楚，不清楚，听说过。”
“你去问问张科长嘛！”那老同学微微撒娇地扯扯他的袖管。
原来这位王科长只是个干事，“科长”不过叫叫听听而已。等找着了张科长，真相才大白。是有这么回事，曾经是要来个作家。可是后来不来了。也许是这里治水的事情不够典型吧，犯不着曲里拐弯地到此地来。于是，便不来了。
鲍仁文寂寞地走在大街上，心中不知是喜还是悲，倒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觉得轻了，又觉得空了。他慢慢地走着，觉出了饿，口袋里有一卷夹了大葱的煎饼，他打算出了城就吃它。走过邮局，他站在报栏前看一会儿报纸。他注意到一张报纸的下角有一块目录，是省里一个文艺刊物的目录。何不向它投一稿试试呢？他忽然想到。不由激动起来，血液向上涌去，脸红了。他镇定了一会儿，默记下那刊物的地址。然后，走进邮局，在角落里坐下，翻开他的“作品”。
他把“作品”放在桌沿底下看，没有人瞅见。邮局里没有人，只有一个老头，在缝一只包裹。那老头像是个先生，文质彬彬的样子，戴了一副框架发黄的眼镜，笨手笨脚地拿着一管大针，一针一针缝合着包裹。包裹是寄往青海的——鲍仁文偷看了一眼。
鲍仁文挑了一篇小说，又挑了一篇散文，想想，再挑了一篇小说，卷在一起。
柜台里的人问他：“是什么东西？”
“稿子。”他迟疑了一下，脸红了。
“什么？”那人不明白。
“稿子。”他说，脸又白了，好像在做一桩极见不得人的勾当似的。
那人把稿子往秤上一扔，过了秤，然后又拿起来往一个大筐里一扔。鲍仁文瞅在眼里，怪心疼的。就好像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要去远门游历去了。
从邮局出来，他心里却又一片恬静。太阳落了，黄黄地照着路边的土墙。有人进了馆子，传出划拳声。猪，哼着。广播里在播放一支快活的曲子。
他算着那稿子的路程，什么时候可以到省城了。他从这一刻起，就在等待了。他从此便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