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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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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城三门记(3 / 3)
廷,国家有喜事就来到天子脚下共同欢庆,整顿好日本的军威之后,他请天皇御览军马演练,为了向四民百姓以身垂范,建造皇宫时,他亲自站上去挥动旗帜指挥,让群众一起拖动石头。他用事实告诉人们身为臣子侍奉天子的乐趣与欢喜,自己也坚定了这种信念。

    当时的一部分人以及后来的某些史学家,对于他的忠君行为,评论说是收买人心的一种策略,在政治上承认皇室的尊严,其实是怀着功利性的目的勉强去做这些事。那些圆滑周到的人将这看作是经世治国的事业,认为全部都是当权者的策略,是理智的决策。

    对日本的民众来说,这只是一种谬见。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君臣之间的道义,就不会有因此产生的情分。如果信长的忠君之情只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的话,即便他为了营造皇宫亲自站在石头上挥舞旗帜,也一定不会从民众中集合到能够移动巨石的力量。而且百姓们也不可能和他一起那样欢呼高歌。信长的忠君之情其实是继承了上一代的信秀的血液,现在信秀的孙子信忠继承了这一血液,准确无误地踏上了臣子应走的道路,可以说这是织田家三代的家风。作为一个武门的臣子,他只不过是自然而然地如实表现出了平时的大和精神。

    闲话休提,请原谅我在此说一些无聊的见解。总的来说,后来的史学家对于战国时期的武门中人,大多会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说那时缺乏国家观念,只有类似忠君精神的表象,却不是真正的忠君。只是为了方便统一,是在政治结构的基础上才形成的,他们心中有的只是封建的主从道义。毛利元就、上杉谦信、本愿寺都是如此。大家都向皇室进献金钱、帮助建造宫殿,对于皇帝的圣旨恭顺听从,然而这就是那个时期的倾向,不是信长一个人这样做,只是信长做得更加彻底,他一贯积极地效忠天皇,据说因此才成为统一的中枢。

    这是流行一时的史学家的观点,我必须在此为战国的那些武士们洗脱冤屈。诚然整个室町时代对皇室的怠慢有些荒唐透顶,但是信长以后,黎明时期的人们,已经唤醒了明确的大和精神和国家观念,我对此深信不疑。对于他们的实际行动,说什么出于政治意识,或者是一种经世的方略,如此简单地加以否定的话,那些臣子的赤诚之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对天皇的尊重也成了欺骗世人的伪善行为。史学家们为什么不肯观察一下他们行动背后流淌着的本质的血液呢?

    忠君的传统已经有大约两千年了,虽然偶尔有过像建武前后、室町末期那样,世风败坏、人心荒废的令人悲叹的时期,但是臣民对皇室的忠心一点儿都没变。幕府的执政者虽然长期有那种痴心妄念,但是其间每户百姓家里和各个村子里神社的一丛丛树林里,人们都在无言中守护着这种不朽的精神。

    关于营建皇宫、进献御用品等事,无论是元就、谦信,还是信长,如果是代表时代的人物所做,都会被记录进史册,遭遇批判的眼光,甚至被忖度出本不存在的意思。但是在我看来,那些不为世人所知、也没有被载入史册的无名百姓的进奉是永不间断的,世世代代都会流传下去。有很多乡野百姓暗地里托人向皇室进贡,或许他们只不过是进献了一升小豆、一篮蔬菜或者一根木柴。

    信长的父亲信秀为修建伊势神宫效力,尽心侍奉皇室,总之也和这些乡村野士的心情一样。无非是作为一家之主,将日本人家庭中传承的家风表现到行动上了而已。信长也出生在那样的家庭,是从平民中走出来的一份子。规模大小不足理论,他的尽忠也是一名百姓的尽忠,元就和谦信也是如此。继承了这种国土家风的孩子,怎么会将忠君爱国和武权之争混淆呢?

    尽忠只是侍奉君主而获得身心的愉悦。就连刚刚忤逆杀死信长的光秀,对于信忠提出的亲王移驾后再决一死战的请求,也欣然允诺。无论是怎么样的混乱私斗和生死相拼,都没有迷失为人臣子之道。正因如此,光秀在十天之后,在小栗栖的山村被土著居民的竹枪刺中,临死之前让部下写了这样的遗言:“顺逆无二门,大道彻心源。五十五年梦,觉来归一元。”

    在他看来,本能寺之变并不是顺与逆的问题。信长是为人臣子,他也是为人臣子,他肯定独自向上天起誓过,认为真正的大义和为臣之道是完全不同的。只是已经杀害了主人,这是武门之间的道义所不容许的。不管有怎样的隐情,民众也不会原谅。因此,当一个百姓破坏了道义和秩序的时候,制裁他的人也是百姓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