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充沛吗？在种种方面，秘书之间都可能有所差别，这种差别多得数也数不清，可是在热情这一点上并没有差别；如果需要他们办理一件有权过问的案件，哪怕只是最低程度的权限也好，那是没一个人会克制自己的热情的。外表上，的确必须建立一套办理交涉的公式，这一来每个申请人就都有个出面应付的专门秘书，他们也就各有自己主管的当事人。不过，这个人倒也用不着是那案件的最高主管，在这上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个机构和当时的特殊需要。那就是一般情况。好，土地测量员，想想看吧，由于这些或那些情况，尽管我已经跟你讲过要碰上些难关，一般说来这些难关也讲得够多了，可是，一个申请人还是有可能在半夜里，出其不意去见对该案握有相当权限的秘书。想必你从没想到有这么个可能性吧？我倒很愿意相信呢。可心里也用不着存这么个念头，因为说到头来，事实上从没碰到过这种事。要想溜过这无比严密的筛眼，这么个申请人得是种什么构造奇妙、组织独特、精巧灵活的小谷粒啊？你以为根本不会出这种事吧？想得对，根本不会出这种事。可是，谁敢样样都打保票呢？有天夜里竟然真出了这种事。不用说，我不知道熟人当中有哪个碰到过这种事，说起来，那确实算不了多大证据，我的熟人圈子可以说只限于这里几个，何况一位秘书碰到了这种事，也绝对不会承认，因为这毕竟完全是件私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严重地触犯了当官的廉耻心。虽然如此，凭我的经验也许可以证明，我们经办的事是非常少见的，实际上只有作为谣言存在，其他一切都不能证实真有这么回事，因此，实在用不着害怕。即使真的出了这等事，不由人不想：费不了什么手脚，就能证明天下根本不可能出这等事，就此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不管怎么样，碰到这种事就吓得躲在什么地方，比方说，躲在被窝里，连张望一下都不敢，那可不正常。就算这种毫无可能的事突然一下子成为事实，难道一切都完了？恰恰相反。毫无可能的事不会有，一切都完了这种事更不会有了。当然，如果申请人真在房里，事情就大为不妙。叫人心都收紧了。不由人不奇怪：你能抗拒多久？可心里不会不知道，根本不会有什么抗拒。你得丝毫不差地把情况想像一下。我们从未见过的日盼夜望的那个申请人--真叫人望眼欲穿，而且按理认为决看不到的--就坐在那儿呢。只消他默默坐在面前，我们就禁不住想去看透他可怜的一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四下张望，还在那儿跟他一起受罪，为他种种无谓的要求操心。在寂静的夜里，他的诱惑力真是迷人。我们禁不住这个诱惑，实际上我们如今已经没资格当官了。在这个处境下，马上变得非照顾一下不行啦。说得确切些，我们是豁出去了，说得更确切些，我们非常愉快。我们说豁出去，那是因为我们坐在这儿束手无策，只好听候申请人提出请求，心里也明白，一提出请求，就得答应，哪怕这请求管保害得政府垮台也得答应，我们对这情况至少有个数吧：想来，在执行职务中，碰到这事最最倒霉啦。撇开其他一切不谈，最主要的是因为在这问题上我们暂时越了权，也好算是升了官，莫名其妙地升了官。因为按照我们的职位，本来没资格答应我们在这里牵涉到的那类请求，不过，由于接近了那个夜间来的申请人，可以说我们的职权大了，就此发誓要干我们职权以外的事；说真的，我们说到还要做到呢。申请人好比绿林大盗拦路打劫，在半夜里逼得我们作出牺牲，要不然我们才作不出这种牺牲呢；好吧，说起来，眼下碰到申请人还在那儿，鼓励我们，强迫我们，催促我们，同时一切都还在半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着，事情就是这么着；不过等到完事了，等到申请人心满意足，无忧无虑，离开了我们，光剩下我们自己，面对着滥用职权的罪名，毫无招架余地，那时候会怎么样呢--这真是不堪设想！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愉快的。这种愉快岂不等于自杀吗！当然啰，我们可以尽力向申请人隐瞒自己的真正身分。他本人哪会自动看出什么来呢。说到头来，照他自己的看法，大概只是由于什么不相干的偶然原因--过度疲乏啊，失望啊，过度疲乏和失望引起的粗心大意啊，--他竟然走错了房间，他糊里糊涂坐在那儿，要说起来呢，他光是想着自己的心事，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疲劳。难道我们不能由他去吗？不能。我们只能像个心情舒畅的人那样唠唠叨叨，把什么都对他解释一下。既然芝麻般小事都不能不谈，就一定要详详细细讲给他听，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出了这等事，这个机会又是多么特别罕见，又是无比重大，这一定要讲个明白，虽然这个申请人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凑巧碰到了这机会，这等事旁人做不到，只有申请人才做得到，可如今哪，土地测量员，他倒可以随便摆布一切了，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只消想法子提出请求就行了，因为人家早在等着满足这种请求呢，而且确实早在等着提出这种请求呢，所有这些事情都得讲清楚，这是当官的辛苦时间。可是等到我们连这点也做到了，土地测量员，那么，所有该做的事都做到了，那时我们就得听候下文了。quot;
Ｋ睡着了，眼前出什么事他都不知道。起初脑袋枕在床柱高头的左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