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研究得到前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导，也得到像陈诏先生那样的通家的善意批评，当然更有许多读者的支持，以及传媒的关注。２０００年我更得到英国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的邀请，去伦敦作了两场关于的演讲。我当然还只是一个“红学”的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对我的研“红”轨迹、我的主要论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一听就烦，斥之曰：“完全是外行话！”“有点什么就马上拿出来到处说，不是研究学问的态度。”（见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北京晨报》）这样的“专家”我只能说他毋乃太“专断”，难道惟有被他认可的人才能“入行”吗？哪个天皇老子给了他这种“钦点”的特权？我已积十多年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少，怎么会是“有点”而且“马上”？可喜的是，眼下的世道已然不是文化专制的格局，所以我的“秦学”研究也就还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封杀不了，禁绝不得。
问：接下来，您还将对作哪一些探索？您有否续八十回后的打算？
答：对八十回后的探佚当然是我最重视的课题。但以“曹体”来续八十回后，我还没有那样的能力。不过我的“秦学”是从曹家与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及他的儿子弘皙（即康熙的皇孙）的荣枯与共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创作环境、创作心理，并探究这一重大政治、社会、家族变故在书中的投影，对此我积累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悟出的东西
也越来越多，因此，我正酝酿利用这些素材来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已经发表的长篇学术随笔《帐殿夜警》，实际上已具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提纲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