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之后，无人可与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人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
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了“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有缺点的，包括有污点和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对历史而言，人最大的“缺点”是普通。
对普通人而言，伟人和名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完美”。
但在历史的专门词典里，从来不收入“完美”这一词条。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一部关于毛泽东的，其认识价值如美国的麦克阿瑟晚年所著的关于“越战”问题的权威性的书啊！
我认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许多中国人，尤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同时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内，希望只能是希望。
一个中国人，哪怕将“毛泽东现象”思考明白了一点点，对于中国之事，或许也就会看得稍微清楚了几分吧。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
毛泽东是马克思学说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虏诚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
现在，有些中国共产党入迷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最基本的观点上似乎错。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荣昌盛了起来。
其实马克思主义恰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的预见的前提是——如果资本主义并不能寻找到缓解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那么它将有可能被无产阶级纷纷兴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资本主义寻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十高速发展的经济。
错了的是某些中国共产党人自己。
阶级斗争对历史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阶级斗争也会对历史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和摧毁性。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恰恰在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发生的历史年代里，人类的生产力和文明更得以大踏步地迈进？毛泽东是带着“革命精神”的“兴趣”去研究中国历史的。他一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摆脱那一种“兴趣”。更不曾超越过那一种“兴趣”。越到晚年，那一种“兴趣”在他身上体现得越强烈，越偏执。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毛泽东是在他的革命同志中最具有演说天才，也最具有思辨能力的人。
有一个现象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举凡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大抵同时又是“革命理论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自不必说，铁托也是。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以来领袖十“革命理论家”之惟一一人。面且，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十”得最严丝合缝的一人。
国外一项经济政策或生产法令的出台，每每数百万字的调查研究为依据，每每经历几十次论证。“革命”的方式，尤其中国农民革命的方式，是根本不应该允许用来操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务的。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其间农民“革命”式的，大哄大嗡的现象不胜枚举。
毛泽东的时代，除了他自己的革命哲学思想“一花独放”，中国再没了别的任何一类哲学。当然也没了任何意义上的哲学争鸣。从事哲学之学者、教授，或成了“阑而无用”之人，或成了“思想改造”的长期对象。大学里，就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好比文学系只允许讲一种文学理论——“样板戏”创作的“三突出”原则。
我们只要重新认真读一下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论述和讲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似乎主要是一种好的工作作风，一种团结大多数人的宝贵经验，一种保障和鼓励大多数人充分发表意见的传统。
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一切论述和讲话中，他一再强调，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毛泽东思想上最终捍卫的是集中。
集中是权威功能的充分体现。
而民主的特殊使命，是对个人权威的合法限制。
不受合法限制的个人权威，几乎不可能不演变成“绝对权威”。
“绝对权威”即帝王权威。或约等于帝王权威。
它是与“共和”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
据未德女儿未敏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