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快乐，也是一种不断消弭的感觉。成年人再也不会像孩子那股快乐了。六七十岁的人再也不会像二三十岁的人那般快乐了。结了婚的男女再也不会像恋爱时那般快乐了……
将人生的所谓“幸福”降低为对快乐的感受，将对快乐的感受降低为对愉悦的体会，对人生的质量作最寻常最朴素的认识，退而求其次——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细想想，倒可以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还行……
围观者，据我想来，是比那些流氓歹徒更可恨的。因为他们的围观，使暴行，使邪恶，似乎变成了游戏，变成了热闹，变成了好玩儿的现象，变成了值得“白相”的事。他们围观不发出愤怒的——尤其是男子汉们的愤怒的制止的呐喊，实际上等于对流氓歹徒们的暴行的默默怂恿。
如这种麻木不仁的病态的心理现象大面积地扩散着，弥漫着，大面积地传染我们中国人之人心，结果会怎样呢？麻木不仁的将更加麻木不仁，进而不再耻于助约为虐。而更多的人将变得麻木不仁起来，进而不觉其心的麻木不仁。流氓歹徒将更加猖狂，庆幸这时代这世界本该就是他们胡作非为的天下……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不妨戏言曰小说家“失宠”。小说家“失宠”于两方面——在奥林匹斯山上，那个叫缪斯的女人呼前拥后的“艺术侍从”大大地增多了，小说家已不独幸青睬；在奥林匹斯山下，小说家的中国血统的大多数“上帝”，没情绪追随在小说家身后爬“山”，更匆言登“顶”了。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家，自己尚且都在半山腰蹒跚。
新时期文学的确曾逐年“轰动”过，那既是文学现象，更是政治现象。或者，取一个中性词，更是时代现象。“轰动效应”的失却，实际上亦是普遍的人们政治情绪的淡化、变化、转化过程。与“新时期文学”同步，曾掀起一阵“文化热”，而现在“文化不知何处去。此地空留文化城”。文学裸露在突几到来的商品时代，犹如少女失贞于凶汉。文学的窘况并不能引起普遍的人们的怜悯。普遍的人们首先怜悯的是处在这样一个太缺乏思想和精神准备的时代的自己。
这个时代载负太多太重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承受也太多太重了——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憎恶，对野蛮资本主义现象的恐惧，对文明和发达资本主义模式的憧憬，对纷呈张扬的种种现代思潮的困惑、对已被挤扁在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规范的守而不固，弃而不舍的茫然、失落……天哦，安抚和慰藉包括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访惶浮躁的灵魂，小说是太力不从心了！“现代主义”不惟是形式是方法，更是内容是观念是普遍社会心态受现代文明异化而导致的透视结果。被物质文明和文化教养所宠的西方正脾中产阶层，一旦成为社会阶层的大多数，经由他们内心里滋生出来的委屈和痛苦，并不亚于上个世纪元产者饥寒交迫之中的悲戚和呜咽。富足之后的痛苦，也许因其富足了还痛苦，就更为深刻。然而不管多么深刻，毕竟难以打动尚苦于贫穷的普遍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同胞们想来，西方人必是太娇贵了。西方中产阶层的自怜与自责意昧着人类明天对自身的困惑吗？也许。但这明天与我们隔着世纪呢。
“现代主义”小说曾作了崛起式的努力，但在我们整个文坛如漂筏沉浮于时代湍流激浪中的今天，“现代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面临“阿里巴巴的山洞”般的迷律。并且没有谁告诉我们那句神秘的咒语——“芝麻芝麻开门”。公而论之，“现代主义”即使没有达到初衷，却毫无疑问地敲碎了现实主义一度相当坚硬的然而的确被教条所侄桔的外壳，令其“吐故纳新”，焕发了不小的生机。也同时涂抹了文学调色板上的色彩对比。但托起一轮文学夕阳的使命。实非“现代主义”所能胜任……
广告色彩太浓的评论，言过其实的评论，纵然写得漂漂亮亮，潇潇洒洒，既败坏评论的声誉，亦败坏小说的声誉。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也是社会消费者，请试想想，我们误信广告，选购了商品，发觉并不像广告“吹”的那样，不是会产生种上当了的逆反心理吗？我们的某些小说评论和某些小说，是不是已经被败坏了呢？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之间的关系，应是“中通外直”，不饰脂粉。不以恶其人而恶其技。不以好其人而好其技。下笔先无私，成文则磊落。
奥林匹斯有“黄昏”。奥林匹斯无黑夜。人类悟透了许多事物，然而却永不丢弃。诸如《圣经》便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小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长明灯，有光耀辉煌之时，也有烛照甚微之刻。
但，人世不灭，此灯不熄。
时代的变化对当代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我们仿佛一步跨过了好几重门，横冲直撞地就进入了一个我们一点儿都不适应的房间。这使我们——当代人觉得哪儿哪儿什么什么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毫无精神准备。我们困惑、我们迷悯。我们总希望相信点儿什么。可我们对一切变化都不由得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于是我们内心里空前的浮躁了。即使在我们显得异常冷静的时刻。我们的内心里其实也是浮躁的。
这是一个浮躁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