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良好的正面的引导作用吧？即使我们全中国十几岁的女孩儿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链子了，也还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华的表率吧？老百姓为什么如今非常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他们大多数具有拒奢华永不沾的品质。而且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们写给子女们的信件和诗词中，几乎都留下了这种要求和教育的佐证。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和生活水平很低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幸事。当然也是他们自身的美德。今天，这样的美德，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难道真的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了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家教传统来说，难道也是时过境迁之事，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据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后代还是孩子的年龄，也是很注重教导他们拒奢避华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饰银不就没了孩子样儿吗？……
分明的，北京人越来越和全国的人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事，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鲍好话。可最近一二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滑了，变得不那么够朋友了，变得凡事太利已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
北京人的头脑的“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时期的过渡迅速。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悯。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个近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一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还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
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的十分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是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决定着，可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自己分明的仍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对我衷告——大事上须糊涂些，小事上须清楚些。
记得当时我说：“这话我并不陌生，是林彪说过的话，不过你说反了——他说大事上清楚，小事上湖涂。”
朋友道：“我没说反，是林彪说反了。所以他自以为是个明白的人，其实并非是个明白人。”
我问他此话怎讲？
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启发我——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时过境迁，是非频变的。许多当年似乎绝对正确，绝对不会改变结论的事，不是一桩桩一件件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被予以否定了吗？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横看成岭侧成峰。惟许多小原则，从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们俗守着。比如你借了人家的钱，你总是该还的吧？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也总是该铭记着的吧？你过马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吧？倘你违犯了交通规则，被汽车撞死了，责任首先在自己吧？……
记得我第一次从报上读到关于某些大款华宴一席几千几万的文章，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觉得中国人怎么如此的不可救药？一旦暴富了起来，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知自己姓什么？少吃那么一顿，省下钱捐给穷苦地区的失学儿童，不是也多少地向社会施与了一份同胞间的温情，体现了一点儿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对仍在贫穷之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吗？
然而即使像我这种动辄感想万端的人，当你第十几次从报上读到这类文章时，你还会有初读时那些感想吗？你还会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吗？你还会唱叹什么吗？
所以，以至我从报上读到南方的大款们吃掉了百万元一席的“黄金宴”时，甚至只觉得是有意思的事了，好玩的事了。
我想，对于普遍之中国人，某些原本振聋发聩，具有社会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这么样，最终竟无奈地成了和报上花边内容一样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闲适性文章了吧？
倘说自己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