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能够对我们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遍的者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因为，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姻，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古久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宇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历史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是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们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便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了。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的，我是一个虞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种“汪洋大海”所氛围，我这个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便前仰后合起来。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变我自信的对中国现实的总体看法，要把我变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么简单那么的轻而易举的事。问题还在于，这写出来都够令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沮丧感到悲观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于同化你。你是无可选择地，别无它法地，甚至是理所当然地就被同化了。
我以为，在全中国，大概顶数北京人的道听途说最不容作轻挑的讽刺了。因为我所闻知的事情，十之六七后来成为事实。
比如首钢那位因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被判了死刑的副局级干部的事，比如长城债券的事，比如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事……早在由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之前，民间传媒就已经将内幕“报道”得极尽其详了。就连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们的某一次人事变动，民间传媒也往往是拖在新闻报道之前的。其准确率绝不亚于什么所谓权威人士的预见。
皇城根下的子民们几乎可以说差不多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
作为执政者们，应从此中惕引出一种警告，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腐败是能够被任何一种铁幕所彻底遮掩永远遮掩的。除非你没有参与。除非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也和你一样没有参与。只要你参与了，只要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参与了，老百姓就会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们会知道。接着全国的老百姓就会知道。他们一旦看在眼里，也就同时记在心里了。你不能怪他们眼睛像长了钩子，专门盯在你身上。因为这在老百姓，叫作监督的本能。
领袖和政治家这绝对是两个档次上的概念。你素质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只能是一个政治家，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摆那儿了。不管有多少鼓吹者替你怎么鼓吹，你还是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得承认素质决定论。领袖则不同了。领袖这一词本身就带有伟大的人民性。领袖之对人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觉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别的什么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赖于他了，就崇拜于他了。哪怕他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谅他。上帝也犯错误。《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犯的错误。可上帝拥有的信徒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坚持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