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想把你找到。毕竟你父亲是名人，电视也好周刊也好都大加报道，警察不好就这么袖手不管。”
“可是，如果你说谎的事给警察知道了，因而不被认为是证人，那么我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就失去了，我有可能被当成罪犯。”
大岛再次摇头：“田村卡夫卡君，日本的警察并不那么傻，他们的想象力也许很难说有多么丰富，但至少不是无能之辈。警察应该早已像过筛子一样查阅了四国和东京间的飞机乘客名单。另外，你可能不知道，机场门口都安有摄像机，逐一录下出入的乘客，出事前后你没有返回东京这点应该已被确认。假如认为你是罪犯，那么来的就不是本地警察，而是由警视厅刑警直接插手了。那一来，人家动了真格，我也不敢随便搪塞了。眼下他们只是想从你口中了解出事前后的情况。”
细想之下，的确如大岛所言。
“不管怎样，暂时你最好别在人前出现。”他说，“说不定警察已经在这周围目光炯炯地走来走去了。他们有你的复制相片，从中学生名册上复印下来的，很难说长得像你本人，样子好像……非常气恼似的。”
那是我留下的唯一相片。我千方百计逃避照相的机会，但全班集体照无论如何也掉不逃。
“警察说你在学校是个问题少年，曾跟同学闹出暴力事件，三次受到停学处分。”
“两次，而且不是停学，是在家反省。”我大大吸了口气，慢慢吐出，“我是有那么一段时间。”
“自己克制不了自己？”
我点头。
“并且伤了人？”
“没打算那样，但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上有另一个什么人似的，而注意到时已经伤害了人家。”
“什么程度？”大岛问。
我叹口气说：“伤没有多重，没严重到骨折或断齿那个地步。”
大岛坐在床沿架起腿，扬手把前发撩去后面。他穿一条深蓝色粗布裤，一双白色阿迪达斯鞋，一件黑色半袖运动衫。
“看来你是有许许多多应该跨越的课题的啊！”他说。
应该跨越的课题。想着，我扬起脸：“你没有必须跨越的课题？”
大岛向上伸出两手：“跨越也好什么也好，我应做的事只有一件：如何在我的肉体这个缺陷比什么都多的容器之中活过每一天。作为课题说单纯也单纯，说困难也困难。说到底，就算出色完成了，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成就，谁都不会起身热烈鼓掌。”
我咬了一会儿嘴唇。
“没想从那容器中出来？”我问。
“就是说出到我的肉体外面？”
我点头。
“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必须具体地？”
“均无不可。”
大岛一直用手往后压着前发。白皙的额头全部露出，可以看见思考的齿轮在里面全速旋转。
“莫非你想那样？”大岛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
我再次深吸一口气。
“大岛，老老实实说来，我一点儿也不中意自己这个现实容器，出生以来一次也没中意过，莫如说一直憎恨。我的脸、我的两手、我的血、我的遗传因子……反正我觉得自己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一切都该受到诅咒，可能的话，恨不得从这些物件中利利索索地抽身而去，像离家出走那样。”
大岛看着我的脸，而后淡然一笑：“你拥有锻炼得那么棒的肉体。无论受之于谁，脸也足够漂亮。唔，相对于漂亮来说未免太个性化了，总之一点儿不差，至少我中意。脑袋也运转得可以，小鸡鸡也够耀武扬威的。我哪怕有一件都美上天了。往后会有为数不少的女孩子对你着迷。如此现实容器究竟哪里值得你不满呢？我可是不明白。”
我一阵脸红。
大岛说：“也罢，问题肯定不在这上面。其实么，我也决不欢喜自己这个现实容器。理所当然。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称为健全的物件。若以方便不方便的角度而言，明确说来是极其不便。尽管如此，我仍在内心这样认为——如果将外壳和本质颠倒过来考虑(即视外壳为本质，视本质为外壳)，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说不定会变得容易理解一些。”
我再次看自己的双手，想手上沾过的很多血，真真切切地想起那黏乎乎紧绷绷的感触。我思索自己的本质与外壳，思索包裹在我这一外壳之中的我这一本质，然而脑海中浮现出的只有血的感触。
“佐伯怎么样呢？”我问。
“什么怎么样？”
“她会不会有类似必须跨越的课题那样的东西呢？”
“那你直接问佐伯好了。”大岛说。
两点钟，我把咖啡放在盘子上，端去佐伯那里。佐伯坐在二楼书房写字台前，门开着，写字台上一如平时放着稿纸和自来水笔，但笔帽没有拧下。她双手置于台面，眼睛朝上望着，并非在望什么，她望的是哪里也不是的场所。她显得有几分疲惫。她身后的窗开着，初夏的风吹拂着白色花边窗帘，那情景未尝不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