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这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一个有雄心的领导人，怎能如此没有志气？
而当一九九八年六月民进党的主席换成林义雄以后，林义雄与陈水扁对于联合内阁双方有了共识，陈水扁强调，民进党不反对联合内阁，但必须是由民进党主导的联合内阁。
其实，陈水扁这个联合内阁的理念，跟许信良差异不大，只因他跟许信良的党内路线不对盘，当时就为反对而反对，如今，换成了林义雄，陈水扁就跟他有了“共识”。
但当有人说出李登辉可能跟陈水扁搭档竞选正、副“总统”时，陈水扁的“联合内阁”定义又有了转变。他说，民进党的联合对象是“建国党”。而事实上，“建国党”在一九九八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连一席立委都拿不到，民进党就算联合“建国党”，也根本不可能在“立法院”中取得执政的机会。
所以，懂得陈水扁“变”性的人，对他这段话的解读应该是：民进党要联合“建国党”，跟国民党来“联合执政”。
阿扁在二零零四年的“总统”大选中，一下子拥抱“建国党”及“台独”人士，高喊“台独”万万岁；一下子又公开宣布当选“总统”后不会“台独”，两岸可以三通，大家安定赚大钱。
看来，阿扁可以对不同的人、事，有不同的“变”法。
陈水扁的“变”也让小市民吃足苦头。
比如，台北中华商场地下街的兴建，陈水扁上任之初对拆迁户有承诺，会延续前任市长黄大洲的计划，结果没有多久，阿扁就恢复“变”性，食言而肥。
中华商场拆迁户权益促进会会长林献崇痛批说：阿扁对于拆迁户的承诺一件也没有办到，他不知道日后还有谁会相信陈水扁的承诺？
另外，台北市林森北路旁十四、十五号公园的拆迁，陈水扁在竞选市长期间承诺“先建后拆”，许多人信以为真把票投给了阿扁，结果到了一九九七年三月，陈水扁“变”成“先建后拆，绝不接受！”并强调，住户如果要以激烈手段逼他低头的话，那么他只有“不好来，不好去！”
于是，强势的阿扁在一片抗议声中，先行拆除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表、公厕等。然后，在强行拆除的过程中，有一位住户因无处可去，而上吊自杀，引起社会的震惊。这位可怜的亡魂，是死在阿扁的“变”里。
阿扁急着要拆除十四、十五号公园，美其名是为了市容景观，其实只是在图利周遭的财团而已，尤其是旁边的晶华酒店，恨不得这些破落户立即消失。难怪，当公园辟建完成后，拆迁户们群游故居，眼见花团锦簇的公园，与豪华的晶华酒店和欣欣大众百货相映成趣，拆迁户们抗议陈水扁当时急着拆迁十四、十五号公园，只是盖个“富人公园”，让财团发财而已。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偌大的十四、十五号公园，周遭车水马龙，急需公园地下停车场，但阿扁连想都没有想过要盖啥停车场，直到耗费巨额公帑将美丽的公园盖好后，才由续任市长的马英九重新规划兴建地下停车场。所以，如果只是纯粹盖个公园，有急迫到要逼死人吗？
阿扁以铁腕拆除在这儿住了四五十年的破落户以后，过了一年，三百零四户的低收入户，还有两百多户流落他乡，于是，阿扁竞选期间高唱的“快乐、希望、陈水扁”以及“台北新故乡”变成了“悲情、失望、台北伤心地”。
事情有一就有二，陈水扁违背竞选承诺，拆完十四、十五号公园后，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间，为了要拆除台北市北安路鸡南山违建，导致一位丁姓妇女上吊自杀。阿扁口中的小市民市长，在他的心里“变”成了小市民的“克星”，这种心态，在陈水扁执意全面废除公娼，完全不顾弱势公娼生计的过程中，显露无遗。
阿扁的“变”有时他也有自觉，比如，在他担任立法委员期间，曾经质询要求国学大师钱穆迁离公家土地上的住宅“素书楼”，钱穆深觉受辱，便迁出“素书楼”，钱穆夫人胡美琦说，钱穆迁居后心情恶劣，不久抑郁而终，一代大师就这样毁在阿扁的快意中。
阿扁在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前往外双溪的钱穆纪念馆参观，并针对当年的质询，向钱穆夫人说抱歉。阿扁能“变”成明理人，愿意说抱歉的确是好现象，但是，有心要说抱歉早该说了，何必等到这么多年，都宣布要连任市长了才说出来。更何况大师已乘黄鹤去，再说抱歉复何用？
另外，阿扁的“台独”或“独台观”，在他的口中也是变来变去，大家都知道，陈水扁在当立委的时代，口口声声“台湾要独立”，而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增订过程，陈水扁占有很重的分量。
但是，在陈水扁的口中“台独”或“独台”的说法是乱变的。诚如副“总统”连战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公开批评阿扁“心口不一”。
对照陈水扁说过的话，诸如早期说的“民进党何德何能宣布‘台独’？”
一九九五年，大选前一年，陈水扁说：“看民进党要做运动，还是要搞选举？若是做运动，就可以大谈特谈‘台独’，但不可能当选；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