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等法律行动，陈水扁面临败诉后，还私下展开与蒋家进行和解，归还土地等动作，其中究竟动用多少市民纳税钱来赔偿蒋家，各方说法不一，但以赔偿作为秘密和解的条件，是肯定的事实。
有趣的是，蒋纬国的公子蒋孝刚事后把土地分成三份，一份自己保留，两份出售后，买主竟然可以向市府请领合法的建照盖房子。其标准只凭陈水扁的爱与恨而已。
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陈水扁宣布将“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前广场定名为“凯达格兰广场”。美其名为重视原住民，其实目的还是在怀恨“介寿”两字。
再过来就是解决掉“士林官邸”，这已是蒋家在台北市的最后象征，陈水扁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宣布，三个月后市府从“总统府”收回士林官邸，同时要在这里举办大型飙舞活动。他要利用单纯的年轻人，用飙舞来践踏蒋家，来发泄他心中对蒋家的恨。
陈水扁还说：“李登辉再坏，也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好些。”（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访问美国所言。）
虽然陈水扁口口声声说，这些对蒋家的动作象征威权的瓦解，而实际上，陈水扁在做这些动作时，蒋家的威权早已是过眼云烟。所以，陈水扁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
此外，陈水扁的“恨”还发挥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台北市地方法院院长胡致中的身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间，陈水扁强调郝柏村住宅有占用台北士林复兴桥拓宽用地，约三十多坪，是“大特权”，要求有关单位立刻处理，全力执行。而台北市新工处也表示，其占用道路用地部分已完成土地征收，并于一九九六年度办理地上物补偿。
相对照于陈水扁对郝柏村用地征收的急急如律令，关于李登辉“总统”重庆南路官邸后方，占用巷道达三百多坪的围墙，陈水扁不但不执行拆除，还通过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以变更地目的方式，将重庆南路二段五巷废巷，由巷道用地变更为住宅区，不让市民通行，牺牲了小市民的行路权。
陈水扁对郝柏村和李登辉的“恨”、“爱”分野，表露无遗。
胡致中在陈水扁心中的恨也是难以消除的，他曾经“依法”数度传讯陈水扁市长，陈水扁不理他，他还发拘票准备拘提市长，硬是要阿扁上法院，搞得陈水扁很不痛快。
于是，陈水扁逮到了胡致中在台北金华街宿舍家里有违建的好机会，予以报仇泄恨。虽然在事前，工务局长李鸿基签报该违建并不妨害公共安全、景观与交通，且符合陈水扁宣示的三十平方米以下，可纳入分期分类暂缓拆除范围，但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水扁仍下令拆个痛快。
问题出在，此时陈水扁和副市长陈师孟的家里，一样遭人检举都有违建，但陈水扁任由外界强烈质疑两套标准，自己人的违建说不拆就不拆，不拆就罢了，陈水扁夫人吴淑珍还数度嘲讽那些抗议她家违建的人是在“作秀”。
其实，会有两套标准，只有阿扁心中的恨可以解释。
陈水扁的恨还恨到独具的新闻自由权。
《中央日报》是阿扁讨厌的报纸，因为常常批判他，于是，陈水扁就通令所有市府单位都不准订阅《中央日报》，也不准在这家报纸上面刊登广告。
连曾经长期给予反对势力和民进党奶水的自立早、晚报，也曾因批评阿扁，遭受类似的命运。
同时，一位《联合晚报》的记者也因为在报道中，经常直言阿扁的缺失，该报即遭威胁如不调换该位记者，市府就不再于《联合晚报》上刊登广告。结果，该位记者遭到调线之后自请辞职。
至于省属的台视，则因竹子湖发射站有求于陈水扁准予租地，不但不敢得罪阿扁，还得在新闻报道里多关照阿扁。而《中国时报》系也因“房事”问题，经常怕得罪阿扁，新闻报道里总是客气几分。大家怕的都是怕阿扁的“恨”。
有趣的是，阿扁为一本颇为肯定其施政成果的书《陈水扁武功心法》作序说：“媒体是阿扁最好的市政良师。”这是阿扁的真心话吗？世上经常怀“恨”修理良师的，会是好学生吗？
再者，阿扁的府会关系一开始就搞成冰点。因为他痛恨这些在议会上质疑他、骂他的人。阿扁一当上市长，就忘了他当年在“立法院”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是如何咄咄逼人的在质询那些政府官员，如今，主客易位，他便不能适应，而且还口无遮拦的骂议员。
阿扁骂出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林瑞图的话若能听，屎都能吃。”原因是林瑞图指责陈水扁对企业做政治勒索。而在一九九八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中，林瑞图又有惊人之举，说陈水扁曾经到澳门寻欢作乐，此说影响陈水扁选情不小，气得阿扁团队召开记者会，一边痛骂林瑞图，一边取出报道这则新闻篇幅略大的《联合报》，当场面对媒体撕成粉碎。此情此景，有人事后将怒撕报纸的罗文嘉比喻成红卫兵。
其实，阿扁的“吃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