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秀吉往上爬升的过程中，丹羽五郎左卫门长秀一直是他的上司，也是织田家资深重臣中少数几个始终好意对待秀吉的人。而他们俩能维持如此良好的关系，可能是因为丹羽淡泊名利，个性也比较怯懦的缘故吧。当信长要封给诸将官位时，只有长秀辞退不受，表示：
“臣一辈子当五郎左即可。”
最后他只接受了“惟住”这个镇西名族的姓氏。此外，对领地的加增他也看得很淡，信长死时他只领有近江佐和山城和若狭一国，共计十万石领地，远比当时织田家其他的“军区司令官”要少。因此，秀吉在山崎会战后分给他的近江二郡，志贺和高岛二十万石领地，或许已让丹羽长秀觉得是超额的报酬。终其一生，这个男人似乎没有那种靠着和他人比较来评量自己地位的意识。
不过，在织田家的家臣团中，他的排名却仅次于柴田胜家，远比羽柴秀吉为高。秀吉尊重此事，即使自己已成为七国之主，仍经常让长秀坐上座，而且遇事一定记得在形式上找长秀商量。同年八月起到年底，秀吉数十次款待长秀，与其会面商议大事。
为此，丹羽长秀也感受到秀吉的好意和势力，两家结成了更稳固的盟友关系。对在织田家中饱受冷眼看待的秀吉来说，次席家老始终不变的支持，想必是极其珍贵、无法取代的吧。
清洲会议后的三个月间，羽柴秀吉陆续弥补了自己的弱点，并把单纯的优势化为确实有利的地位。这种顺序安排之巧妙，就像名人下棋一般，先是快速布出大局，然后在转瞬之间巩固好布下的地盘。
完成这些准备后，秀吉立刻宣布要在十月十五日于京都大德寺举行信长的葬仪，由信长的四男，也就是他的养子羽柴秀胜担任丧主。
这是对神户信孝和在背后支持他的柴田胜家的公然挑战。当时神户信孝已将成为织田家总领的三岁幼儿三法师带入岐阜城，俨然一副家长的模样。所以在宣布此事时，秀吉也毫不客气地指责信孝等人不孝，说他让四男秀胜主持亡父的葬仪，是因为其他儿子根本无意采取行动。
当然，这和事实有很大的差距。握住织田家总领三法师的神户信孝，当时也和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等人联手，准备在岐阜城举行信长的葬仪，但时间却一再受到耽延，因为织田家的部分成员，尤其是相信秀吉会支持他的北畠信雄，一直刁难，不愿以信孝为主来举行葬仪。秀吉本身也攻击信孝，说信孝自八月起便违反约定，不肯把三法师送到安土，藉此阻挠信孝举行葬仪。换言之，集合家中所有人来举行葬仪的先决条件，是信孝要将三法师送到安土。
或许应该这样说，在大德寺以羽柴秀胜为丧主所举行的葬仪，是秀吉故意将敌人逼到绝地，然后再先发制人。神户信孝和柴田胜家当然会因此勃然大怒。
但也正因如此，秀吉必须办得更盛大，一方面宣扬“忠臣秀吉”的印象，也向天下人展现谁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这次我可要办个前所未有的豪华葬礼。”
秀吉再三向小一郎强调。而秀吉的确有企划活动的才能，日后也将此才能发挥得更淋漓尽致。或许这才是哥哥向旧主信长学得的最大能力。而这次秀吉绞尽脑汁、不惜一切花费所企划的这个活动，果然是史无前例的。
信长的棺木以璎珞为顶、珠宝为栏，还装饰上金银，覆盖上金纱金栏，并且以沉香雕刻的木像来取代在本能寺烧毁时失踪的遗体。他还借用平安时代以来天皇的火葬场莲台野，并且让大德寺近三千平方公尺的每一个空隙都挤满了僧侣和参加者。
可是，排场大问题自然也多，其中最麻烦的便是警备问题。尤其要在对手直截了当的敌意中举行空前盛大的活动，更是分外困难。万一在葬仪中遭人捣乱或放火，反而会让人质疑秀吉对京都的支配力，暴露自己的弱点，因此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维护洛中全地安靖无虞。小一郎自然又奉命挑起这个艰困的任务。
他指挥三万士兵固守京洛一带，别说放火作乱，就连趁隙扒窃都严惩不贷。
葬仪当天，载着信长棺木的豪华舆架，由池田恒兴的儿子辉政抬着前辕，丧主羽柴秀胜扛着后辕，浩浩荡荡地迈向莲台野，秀吉本人则拿着牌位和大刀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小一郎秀长仍一如往常，扮演着不起眼但却费心劳力的角色，站在放眼望不见尽头的护卫士兵中，目送这个豪华的队伍逐渐远去。
不过，哥哥竟赶在当天出版了命大村由己撰写的《惟任退治记》，就连小一郎也不禁咋舌。这本书的问世，离事件发生才不过四个月，照当时出版书籍的速度来说，简直是特例中的特例。而且秀吉还做了上百本抄本，从京洛到偏远小国到处发送，把过去表演给信长一个人看的邀功伎俩，毫不害臊地改向全天下人展现。
“哥哥竟然反应这么快，又这么懂得宣传，我真是望尘莫及。”
小一郎一边想一边为自己能追随如此有能力的主君而深觉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