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连三地订定，并且以严苛的手段逐步推行、扩展。信长的热度不但没有退，反而越烧越炙，干劲十足。事实上，织田信长从永禄十一年秋上京到十二年春天为止的行动，看起来的确十分莽撞急躁。京内有不少人都在背后交头接耳道：
“这样下去，织田家恐怕撑不久了。”
连织田家内部都有人在暗自担忧。不，连许多已经知道历史结局的现代史家，都认为这是信长失去耐性的表现。
然而，像信长这样一个为了攻陷美浓，愿意花费七年工夫死缠烂打、不断出兵的人，不可能会性急躁进，未经深思便莽撞地推动改革。信长的思绪始终冷静有序，此时如怒涛拍岸般的剧烈改革，当然也有合理的解释。信长清楚知道，与其一再推动小规模的改革，每次都导致不满与抗争，倒不如一鼓作气地大改革，这才是良策。既然这样，最好的时机当然莫过于现在，也就是尾张的织田家才刚刚接管上方的时刻。打铁要趁热，所以最好趁众人惊魂未定之际断然推行大改革。等到嫉妒信长成功的远国大名蜂拥而至的时候，别说改革了，恐怕动辄便会树立敌人呢。所以，信长在这个时期所推动的激烈改革，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所实施的“刺激疗法”。
京畿的人长期处于权力斗争的漩涡，对于政治非常迟钝，唯一的政治伎俩便是阳奉阴违。他们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背地里讥笑信长和其部下的辛劳，但却绝不反抗。光是这样，不知怎么地就可以让事情窒碍难行，无法推动。
这些消极抵抗的京都贵族中，最主要的人物便是靠信长坐上将军宝座的足利义昭。由于背负着室町幕府这个旧壳，他很自然地被视为旧势力的代表，也成为他们团结的核心。
大和的寺院或山城的神社经常前来向义昭诉苦哭穷，恳求他支援。将军亲信的身边也经常有过去持有“座”的商人出入。这些人都是织田所推动的改革的受害者。当这种情况日益频繁以后，义昭和他的亲信也慢慢地产生了疑惧与自信。
疑惧的是，众人会质疑将军到底有多少斤两，够不够分量。自信的是，如果能集结各地的不满，也未必不能和信长对抗。
因为此时他们对织田家的武力评价并不高，还一直把织田信长和他手下的将领视做乡下的粗莽武士。
这两种情绪迅速凝聚，逐渐形成一股怒气和欲念。义昭和他的亲信本来就有强烈的投机性格，根本无法拒绝这种诱惑。不过，义昭并未蠢到立刻展开“打倒信长”的行动。相反地，他可以说是当时一流的策士，智计过人且深谋远虑。
他拟定的第一个策略，是将织田信长纳入室町幕府的组织体系内。
同年（永禄十二年）三月，足利义昭曾邀请信长担任副将军，也曾劝诱他继任斯波家的家督，成为幕府的管领。但信长均加以婉拒，只接受了上有桐树和二引两的家徽。信长心知肚明，一旦他成为副将军或管领，就必须终身屈居于义昭之下，如果不服从将军的命令，便会被贴上“逆臣”的标签。不过，义昭并未就此罢休，甚至请求天皇派遣使者前往劝导信长担任副将军，但信长根本不予回应。
相对地，信长选择直接和朝廷来往，接二连三地致赠金钱和礼物给天皇。信长认为，既然要当家来，臣属没有政治野心的天皇，当然远比一直想握有大权的足利将军有利。
在此期间，信长仍按部就班地着手推行“崭新的政治”。其中一件工作，就是取得许可，在堺和近江的大津、草津设立代官。以废除关卡或实施乐市乐座所创造出的广大市场为基础而日益繁荣的工商业，一定会带来相当的财政收入。信长希望能拥有一个固定的机构，负责将这些收入吸纳进织田家，也就是中央政府。或许也可以说，信长是想藉此宣告，今后财政的基础不只建立在农业上，都市工商业也将有极大的贡献。
此外，在三月十八日，他还接见了南蛮宣教士路易斯·弗洛以斯，允许他传讲基督教。信长虽然极力压迫拥有领地和僧兵的固有宗教，但对当时不求世俗权益的基督教却十分宽大，也可以说信长本身就拥有近代的“信仰自由”观念。
会面时，弗洛以斯致赠信长一只闹钟，但信长以构造太过复杂，留在自己手上可能无法顺利走动为由，并未收下。可是，他却对弗洛以斯带来的黑人极感兴趣。他怀疑黑人全身涂了墨汁，还特别命下人端脸盆来替黑人清洗全身。信长敏锐的观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个插曲中表露无遗。
两天后的三月二十日，信长还命朝山日胜、弗洛以斯，以及修道士罗连苏当着他的面展开宗教论战。结果据说是弗洛以斯和罗连苏这一方获胜。信长之后仍经常邀请佛教各宗派展开宗教论战，这种做法证实了信长的确是一个笃信合理主义的无神论者，完全把宗教视为一种思想理论，既不畏惧神佛，更没把宗教的政治势力放在眼里。
然而，这一连串的事情看在守旧派的人眼里，反映出来的是“京都新领主”有多危险的讯号。对于这群依附旧有权威和传统特权，不懂得实事求是、寻求变通的人来说，信长的个性和做法，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