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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这边一走，林冲和两个公人又上路，到了晌午，进了一家酒店，三个人入到里面来，林冲让两个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才得自在。
你看，鲁智深走了，董薛二人得自在，很正常。令人惆怅的是，鲁智深一走，林冲马上又不自在了——他主动让两个公人上首坐了，自己又坐到了下面，他又回到了受人欺凌的角色，又是一副巴结讨好的面孔了。
对外在强权的依赖，已成为林冲的深入骨髓的顽疾，鲁智深这一外在强权没有介入时，他一路任人宰割，九死一生亦不敢有怨言，当鲁智深从天而降，凭着一条铁禅杖给他撑腰时，他过了十七八天正常人的日子，并且养好了备受折磨的身体，连心情也是舒展的。
但是，鲁智深一走，他马上又非常自觉地回到了自己原先的位置上，饭桌上的座位很有意味，它隐喻着林冲和两个公人，各自找回了原先的感觉，找回了原先的位置。
不难想像，如果前面的路程还很远，而且再没有其他外力的介入，二位公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林冲低声下气喏喏连声的情景马上又会出现。
好在，这段苦难之旅已到终点，而且就是在这仅余的七十来里路程，还真的又有了一个强势的外力介入——柴进的出现，使得林冲侥幸摆脱了再受奴役的命运。
而我们也由此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就在离沧州只剩下七十来里路程时，作者要让鲁智深走开，而不让他功德圆满。因为，当柴进出现时，如果鲁智深还在，鲁智深和林冲，谁是主角？因此，为了突出林冲，必须放下鲁智深，这就是小说突出重点的技巧。
在酒店里，林冲听说本村大财主柴进乃是大周柴世宗的子孙，因祖上陈桥让位于宋太祖赵匡胤，太祖敕赐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而他有一爱好，就是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
收留天下好汉，养在家中，还好理解，因为，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理由。
一、他有的是家财，而中国历来有贵族豪富养士的传统，他只不过是效仿古人而已。
二、这也是炫耀家财，扩大自己的名望，满足自己成就感的手段。元曲上有一首严忠济的《越调·天净沙》，这样写：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大丈夫时乖命蹇。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
三、他自己本是一个英雄豪杰，僻居乡下，不免寂寞，用些家财，收留好汉，一起谈论刀枪棍棒，江湖上的勾当，也解英雄寂寞。
他还嘱咐村中酒店：“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奔我府上来，我自资助他。”他为什么要特意关照资助流配来的犯人呢？
这就见出柴进的心胸与眼光了：在他看来，在那样的一个贪官污吏横行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是非不分、忠奸不辨、善恶相混的时代，流配来的犯人，定有冤屈之辈，可怜之人，豪杰之士！
柴进的这种想法与张青一样。张青与他的浑家孙二娘在孟州十字坡卖人肉包子，大块的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的小肉，做馅子包馒头。但他却也有原则，有三种人不害：一是云游僧道；二是行院妓女；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云游僧道因为苦修守戒，没有过分享受，所以不害；行院妓女冲州撞府，陪了多少小心泪水，方赚下一些皮肉钱，所以不害。
那么，为什么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也不害呢？
他的理由是：这“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
柴进、张青的这种观念，说明了什么呢？
一、说明了那时世道黑暗，好坏不分，善恶不辨，贪官污吏违法乱纪，往往指白为黑，冤屈好人。这与《水浒》成书时的元代的社会状况是一致的，与关汉卿所反映的，是同样的社会问题，窦娥在刑场上唱到“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怕硬欺软，顺水推船，不分好歹，错勘贤愚，是那个时代封建官僚的基本特点。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流配来的人中，有很多都是被冤的窦娥一类。
二、因为那时代官方的贪污腐败，面对邪恶，往往是纵恶，甚至与恶人狼狈为奸，对坏人坏事不作为，当官不为民作主，更是常见的情形。镇关西强骗金翠莲，泼皮牛二终年在街上行泼，崔道成、丘小乙强占寺院等，都与官府不作为有关。官府的不作为，必然带来“私力救济”和“违法维权”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为这个社会主持公道的，已经不是官府，而是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而这些好汉在主持正义过程中，又不免违法；在违法之后，官府往往行文缉捕，致使很多行侠仗义的好汉成了罪犯，被流配、被充军。
因此，那些脸上刺着金印，脖子上带着行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往往正是感天动地的冤屈之人、惊天动地的豪杰之士。
他们或是良善的弱者，可怜，或是正义的强者，可敬。对这样的人，怎能不资助，怎能不恤护，怎么能忍心杀害呢？
而林冲，正是这二者的复合，他既是被冤被屈的可怜的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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