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军人摘下帽子，把它捏在手里。瓦尔雷把他眼前的那张脸跟照片上的脸对比了一下，是一样的，不过他面前的人满脸病容。他在刮脸时割破了好几处，割破的地方贴了些小块的纸，斑斑血迹还明显可见。灰扑扑的脸上汗水淋漓，一簇簇灰色的短发凌乱地矗立在脑袋上，因为帽子摘得太急，更加乱成一堆。
瓦尔雷把卡片还给他。“你要上那儿去干什么？”
“住在那儿，”老头儿说，“我靠养老金过日子，我有一间顶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了卡片。证件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纳街154号。瓦尔雷抬头看看他面前的那所房子。门牌上的号数是132，154号当然还要朝前走一段。他想，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个老人回家啊！
“好，走吧。可是别乱闯啊，总统过不了几小时就要来啦。”
老人微笑着，他在收起证件时差点跌倒在地。瓦尔雷伸手去搀扶他。
“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勋章，我是两年前领的。”他敲敲胸前的解放勋章，“不过那天授奖的只是国防部长。”
瓦尔雷看看那枚勋章，原来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了它丢掉一条腿可真不值得。他想起了他的职责，便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瓦尔雷转过身去拦住了一个想乘机溜过栅栏的人。
“行啦，行啦，走吧，站到栅栏后边去。”
他朝那个老兵看了最后一眼，只见那件大衣闪了一下，就在远处街道尽头紧靠广场的一个门道里消失了。
贝特太大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吃惊地抬起了眼睛。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来察看了所有的房间，她不知道那些房客们要是在家的话该作何反应。幸好除了三户以外，其余的全都去欢度8月的节日了。
当警察走了以后，她总算可以坐在门旁的老位子上织点毛线活了。两小时以后将在离她100米远的车站广场上举行庆祝仪式，对此她毫无兴趣的。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对不起，太太，我想你能否给我一杯水，我是在等候举行仪式，可又是那么热。”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老头儿，穿着一件军大衣，和她那早已去世的丈夫过去穿的完全一样。左胸前的一排绶带下有几枚纪念章在摆动着。他很沉重地支撑在那根拐棍上，大衣下面只有一条腿；他那憔悴的脸上冒着汗。贝特太太把毛线活叠起来放进她围裙的大口袋里。
“哟！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来的吗？天气那么热，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呢。你来早啦！进来，进来。”
她站起来走向门厅后面的厨房去倒水。这个老兵拐着跟在后面。
当她在厨房里放自来水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她隐约觉得有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抓住她的颚骨，她头部右侧耳边的乳突骨下方被一只骨节粗大的手指使劲掐住，顿时只觉得眼前冒金星，手上拿着的玻璃杯掉下来打得粉碎，她失去知觉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了下来。
豺狼急忙解开他的大衣，伸手到腰上把本来绑在臀部的右脚上的绳子解开。他把腿伸直，又把膝关节舒展了一下，只觉得一阵疼痛。过了好几分钟后，血液才慢慢地流回到小腿和脚踝部位，不过这只脚暂时还不能着地。
又过了5分钟，贝特太太的手脚被捆了起来，嘴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把她塞在洗碗槽的下面，关上门走了出去。
在会客间桌子的抽屉里，他找到了各套公寓的房门钥匙。他重新扣好大衣钮子，拿起那根拐棍，像十二天前在布鲁塞尔到米兰去的途中那样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从门缝中往外望，门厅里没有人，他走出会客间把门锁上，慢步爬上楼梯。
到了六楼，他先选定贝郎瑞小姐的公寓，敲敲门，没有声音。一会儿，他又敲了几下，无论是这一家，还是隔壁房间的夏里埃先生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拿出钥匙，找到了贝郎瑞的名字，然后把门打开，进了房间，立即把房门锁好。
他走到窗前往外望，在马路对面的屋顶上，穿蓝色制服的人，都已陆续进入各自的岗位上，他到得正是时候。他伸出手打开窗子，把两扇窗页轻轻地往内拉开，直到都碰到墙壁为止。然后他往后退了几步。太阳光照进窗户，在地毯上有一个方形的亮影子。这样一来，房间的其余部分就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暗处，那么对面屋顶上的人是决不会看见他的。
他走到窗户旁边，躲在拉开的窗帘后面往下看，可以看到130米外的车站广场。他又往回退了几步，把一张桌子搬过来，拿开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瓶塑料花，又从沙发上拿来了两只靠垫，用这些作为枪垫子。
他脱掉了军大衣，卷起衬衫衣袖，把那根拐棍拆成几节，着地的一头的黑橡胶塞也被旋了下来，露出里面的三颗子弹。为了造成恶心和出虚汗的病弱现象，他曾吞下了从另两颗子弹里取出的火药，直到这时，恶心和冒汗的病象才渐渐消失了。
他从几根管子里拿出了消声器和望远瞄准镜，在最大的管子里拿出枪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