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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尔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霉似的。星期三早晨邮政总局不能打电话，如果他要打电话的话，他可能会错过班机。这天给波瓦契的信还在信箱里。他取了五封信，把它们放在铁盒内锁好，很快地动身回到旅馆。9点半罗丹上校让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内睡觉，下一班他将在屋顶值班，时间是当天晚上7点开始。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只是为了拿他的手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自己的枪上街），并把它塞进枪套内。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么鼓起来的枪和枪套在100码内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缝制得很蹩脚，他挂起枪，看起来像鼓起的口袋一样。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买的贝雷帽塞在衣袋里，又把他六个月积存下来的一卷意大利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衣袋，然后关上门出去了。
楼梯口服务台的值班人员抬头望着他。
“他们让我打一个电话去。”科瓦尔斯基说，用拇指向上面九层楼指了一下。值班人员什么也没有说，只看着他走进了停在那里的电梯。几秒钟后他已经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坐着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今日》周刊。当这个波兰人在街上张望着找出租汽车的时候，那人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的太阳眼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看看没有车，科瓦尔斯基就向街角转弯处走去。这个拿杂志的人也就离开咖啡馆的阳台，走到人行道边。一辆小“菲亚特”汽车从街上停车的巷中开过来停在他面前。他跨进了车，这部“菲亚特”汽车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踪着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就向它招手。他告诉司机说：“菲乌米齐诺。”
在机场上，他来到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以现金付了票款，向办事处女职员表示他既没有衣箱也没有手提行李，并且听到女职员通知他，乘11点15分飞马赛班机的旅客1小时零5分后就要登机了。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那个行动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着他。
为了消磨时间，他信步走进咖啡厅，在柜台前买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里他能看到好多飞机上上下下。虽然他不知道飞机是怎样会飞的，但他喜欢飞机场。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飞机的声音，就表示德国的和俄国的战斗机，或者是美国的飞行堡垒。后来在越南，这些声音就意味着B26型轰炸机，在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战斗机。现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机场，他喜欢看它们像很大的银鸟似地从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声，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绳索把它挂在空中一样。虽然他在社交上很胆小，但他却喜欢看那飞机场里无休止的喧闹。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变，那么他很可能在飞机场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无法改变了。
他的思路又转向了小西尔维，这使他双眉紧皱。他痛苦地对自己说：这太不公平了，她将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坏蛋们却活着，真是不公平。罗丹上校曾对他谈起过他们，是他们这些人使法国遭难，他们背叛了法国军队，毁灭了军团，而且把无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抛给了恐怖分子。他认为罗丹上校从来没有错过。
他的班机发出了通知，他跟着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门，沿着炎热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约100码处的飞机前。在观望平台那边，有两个罗兰上校的特工人员在注视着他一步步登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一顶扁圆的帽子，面颊上贴了一块橡皮膏。有一个特工转身望着另一个特工，眼眉间有一种焦急的表情。当飞机起动，开始飞向马赛时，两个特工人员就离开原来的位置，他们向候机大厅方向走去，在公共电话室前停下，其中一人进去拨了一个罗马的本地电话号码。他向对方报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意大利航空公司45号班机，到达马赛的时间是12点10分。”
10分钟以后，报告已经转到巴黎。又过了10分钟，马赛也得到消息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子爵号飞机已经飞临蓝色的海湾，最后就要飞抵马里尼安机场了。漂亮的罗马空中小姐笑容满面地走过通道，检视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机尾角落里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并系上她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一个乘客不眨眼地盯视着窗外罗纳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
这是一个动作迟缓的大汉，不会说意大利语，他的法语也是带着浓烈的他那东欧祖国的口音。他剪短的黑发上戴一顶黑色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镜从来也不肯拿下来。一大块橡皮膏把脸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这人一定是脸被刮破得很厉害。
飞机准时着陆了，离机场大楼很近，所有旅客都走进了海关大厅。当他们鱼贯穿过玻璃门时，有一个矮小秃顶的人站在检验护照的警察旁边并轻轻踢了一下他的脚踝。
“大家伙，黑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闲地踱开了，又给了另一个警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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