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穿便服时总是那么不合身。
罗丹作为主人，请他们两人在卧室的两把扶手椅上坐下。为自己保留了他当写字桌用的普通桌子后面的一把高背椅。他从床头柜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询问地举起瓶来。两位客人都点点头。罗丹在三只酒杯里都斟满了酒，把两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他们开始饮酒，让酒来消除身上的寒气。
卢内·蒙克雷斜靠在床边，他是一个很结实的矮个子。他和罗丹一样是军队里的职业军官。但他和罗丹不同的是没有带过兵。他大部分的军队生活是在管理部门工作。在最后的十年，他在法国军队中干会计工作。从1963年春天起，他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出纳。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细心，穿的衣服仍然像在阿尔及利亚当银行经理时一样。他是法国首都地下的“秘密军队组织”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联系人。
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在“秘密军队组织”内部，都是很有名望的，是强硬派。但也各有特点。卢内·蒙克雷有一个19岁的儿子。三年前当他还在马赛军队里当会计时，儿子到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中服役。少校卢内·蒙克雷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这位年轻战士后来被游击队抓住，关在一个村子里。当军队巡逻队攻打这个村子时，发现他已经死了，随着就地把他埋葬了。事后他了解到儿子当俘虏后，被游击队残酷折磨的细节，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为儿子报仇。这些事情在军队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的工作、他的住宅和家庭。他所供职的银行的总行设在巴黎，因此，即使阿尔及利亚易主，他也不会失业。但是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在1960年发动叛乱时，他参加了，并成了他的家乡君士坦丁的领袖之一。事后，他仍然保留了工作职位。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去时，他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军队哗变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对戴高乐的新政策深感恼怒，他眼看着当地的小农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只身逃回到大洋彼岸他们中好多人还从未涉足过的祖国。于是他就帮助一队“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抢劫了他所在的银行约3000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了他与“秘密军队组织”的共谋关系，向上司作了汇报，他就不能再在银行里干下去了。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他老丈人家住，自己加入了“秘密军队组织”。他对“秘密军队组织”的价值在于他了解目前在法国的几千名“秘密军队组织”的同情者。
马尔克·罗丹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望着他们两个。他们也注视着他，但谁都没有开口。
罗丹小心地、有次序地开始把最近几个月来“秘密军队组织”被法国保安总局连续不断的打击和遭到失败的情况，简单扼要地作了介绍。他的客人们忧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酒杯。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过去的四个月内，我们遭受了三次严重的打击，我不必详细介绍，你们同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
“不论安东尼·阿古对组织如何忠诚，但在现代化的询问方法中，很可能给他服用某种药物。从安全观点来看，整个组织已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几乎从零开始。要是在一年前，我们就从零开始，也很不坏，因为那时候我们还能发动几千名热情和爱国的志愿者。我不愿过于责备那些同情者，他们有权要求看到效果而不是听空话。”
“好了，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蒙克雷说道。
两个听众都知道罗丹说的是对的。蒙克雷比任何人都清楚，抢劫阿尔及利亚各银行所得的资金已经全部耗费在这个组织的日常开支上了，而右翼企业家的捐款也开始枯竭。到后来，他的募捐要求往往招来相当露骨的蔑视。卡松知道他同法国地下组织的联系渠道也日渐堵塞，他的许多窝藏点遭到了袭击，而且自从阿古被捕后，许多人不再支援他们了。巴斯蒂安·蒂尼的被枪决更加速了这个趋势。虽然罗丹的概括介绍是事实，但是听起来还是很不愉快的，使他们的感觉更加沉重。
罗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根本不理会蒙克雷的那句问话。
“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境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那个老家伙，挽救法国。如果我们再没有新的计划而继续沿用旧的传统方法，必然将导致失败。我很着急，我想不能再用牺牲我们爱国青年的生命去执行没有把握在几天内打倒法国盖世太保的计划。总而言之，那些告密的人、背叛的人和不服从指挥的人实在太多了。
“法国保安总局现在已经趁此机会渗透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即使我们的最高级委员里也已经有人开始向他们泄露机密。当我们做出决定后的短短几天内，他们就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以及我们的班底是那些人。这是无可逃避的、不愉快的、却又必须面对的处境。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那么我们就未免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