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必再戴上祈祷帽，因为他仍然戴着他的红色贝雷帽，而这就可以了。他从他的小包里拿出一条镶有缘饰的丝围巾，即所谓祈祷巾，也就是密勒曾在阿尔托纳区的老头的衣物里发现过而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那种围巾。他把它围在肩膀上。
他又从小包里拿出一本祈祷书，翻到所需要的那一页。
他走到把灵堂分成两半的一排黄铜栏杆旁边，用一只手抓住栏杆，眼睛凝视着栏杆一侧正对着他的长明灯火。因为他不是一个教徒，所以他在念那些已有五千年历史的祷文时需要不时翻阅他的祈祷书。
就这样，在所罗门·陶伯的灵魂在里加死去后二十一年，终于由一个以色列陆军伞兵部队的少校站在圣地的一座山岗上为它诵经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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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最后都能一一得到明确交代，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这是非常罕见的。人们继续生活下去，或生或死，何时何地，各有定数。就所能访知的，各主要人物的遭际有如下述。
彼得·密勒回家结了婚，专门从事报道那些茶余酒后足为谈资的东西。到一九七零年夏天时，西吉已怀上第三个孩子。
敖德萨的人溃散了。爱德华·罗施曼的妻子回了家，后来接到她丈夫的来电，说他在阿根廷，她拒绝前往。一九六六年夏，她照老地址（吉巴尔别墅）给他写信，要求在阿根廷法院办理离婚手续。
信被转到了他的新地址。她收到一封回信，表示同意她的要求，但指定要在德国法院办理，并附来了一个同意离婚的法律文件。她在一九六六年获准离婚。她仍住在德国，但恢复了她结婚前的姓氏缪勒，而这个姓在德国是成千上万多如牛毛。罗施曼的第一个妻子海拉仍住在奥地利。
狼人和他在阿根廷的怒火万丈的上司终于言归于好。他变卖了私产，跑到西班牙的福尔门特拉岛买了一座小小的庄园定居下来。
无线电工厂则关门大吉。为海尔旺的火箭制造遥控系统的科学家们都在实业界或学术界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一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罗施曼执行的计划则彻底垮台了。
安装在海尔旺的火箭永远也未能起飞。火箭的燃料、点火系统俱已准备就绪，弹头已投入生产。对弹头的真实存在也许抱有怀疑的人，不妨去查阅一下奥托·约克来克教授在瑞士巴塞尔省法院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审理约瑟夫·本·加尔一案时所作的证词。四十枚预制的火箭由于得不到导向它们在以色列的目标时所必需的电子系统，一直被搁置在海尔旺已被废弃的工厂里，在六天战争期间让轰炸机炸了个一干二净。而在此以前，那些德国科学家已经灰溜溜地返回德国了。
克劳斯·文策尔的档案落进政府当局之手后，敖德萨的一大批阴谋计划便全部垮台。开端良好的一年，却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结尾。难怪在多年之后，路德维希堡的Z委员会的那位律师兼调查员可以宣称说：“一九六四年对我们来说是个好年头，不错，是个极好的年头。”
一九六四年末，为这一系列揭露深感震惊的艾哈德总理，向国内外颁发了一个公告，呼吁一切知道受通缉的党卫军罪犯下落的人向政府当局出首告发。反应是强烈的，路德维希堡的人员在工作上得到了巨大的帮助，这种帮助延续了好几年之久。
至于说到在德国－以色列武器交易幕后的政界人物：
德国的阿登纳总理退居到他在栾道夫的别墅里，这座别墅俯临他所热爱的莱茵河，离波恩也很近。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他在那里去世了。
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继续在议会里担任议员，直到一九七零年才宣布退休，回到了他在西得·布克尔农场的老家。他的住宅座落在尼格夫的褐色山丘的深处，处在从比尔希巴到埃拉特的路线上。他非常好客，兴致勃勃，无所不谈，但就是只字不提海尔旺的火箭和对参与其事的德国科学家施行报复一事。
至于参与这一事件的秘密机构人员：
阿密特将军继续担任首脑职务，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他肩负重任，保证他的国家能及时获得六天战争所需的尖端情报。历史证明他搞得成绩斐然。他退休后担任了以色列的劳工所有的柯尔工业公司的主席兼总经理。他仍然过着非常俭省的生活，他迷人的妻子约娜一如既往地拒绝雇佣女仆，亲身操持全部家务。他的继任者是茨维·柴米尔将军，任职至今。
乌里·本·晓尔少校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星期三率领一个伞兵连攻入耶路撒冷老城时牺牲了。他头部中了一颗阿拉伯军团的子弹，倒在杏仁树门以东四百码的地方。
西蒙·维森塔尔仍旧住在维也纳从事他的工作，东收一点，西抓一把，慢慢地探索着那些在逃的党卫军凶犯的下落，他每月、每年都大有收获。
里昂于一九六八年在慕尼黑去世。他死后，原先在他带领下进行个人报复活动的那帮人心灰意懒，风流云散了。
最后还有曾在去维也纳的公路上堵住了密勒的汽车的坦克车长乌利希·弗兰克上士。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