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住所不远的一个要塞，企图在那里顽抗到最后一个人。所以当巴顿将军的部队席卷巴伐利亚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那数以百计不携带武器、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
罗施曼夜里摸黑赶路，白天就躲在伐木工人的茅屋和谷仓里，就这样越过了德奥边界（其实这条边界从一九三八年合并以来就不复存在了），继续向南朝着他的家乡格拉茨前进。他知道，到了格拉茨，不管城里城外，总会有人能掩护他的。
他绕过了维也纳，但在五月六日那天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被一支英国巡逻队发觉了，他昏头昏脑地企图逃窜。他刚刚一头扎进路边的灌木丛里，枪弹就象冰雹似地落了下来，其中一颗射穿他的胸膛，刺透了一边的肺叶。这些英国大兵在黑暗里仓促搜索了一阵就过去了，没有发现灌木丛里的这个受伤的人。
从这儿他爬到了半哩地外一个农民的家里。
当时他还神志清醒，就把格拉茨一个他熟识的医生的姓名告诉了那个农民。那人在夜里骑着车悄悄地穿过宵禁，把医生找了来。足有三个月的时间，罗施曼在朋友们的护理下，开始时在那个农民家里，后来又住进了格拉茨城里的一所房子。当他自己能够行动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三个月，而奥地利已处于四大国占领之下，格拉茨正处在英国占领区的中心。
当局命令所有的德国士兵进战俘营服役两年，罗施曼估计那里是一个最安全不过的地方，就去自动投案了。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罗施曼安稳地呆在战俘营里，正好躲开了当时对最凶残的党卫军刽子手的追捕。因为在投案的时候他假冒了他的一个旧友的名字，那个人曾在陆军服役，早已战死在北非。
当时有好几万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都是根本没有任何身分证件的，所以盟军当局就把他们自报的姓名信以为真了。
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甄别那些陆军军士。一九四七年夏天，罗施曼获释了，他满以为离了战俘营的监护也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他估计错了。
有一个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是维也纳人，发誓要向罗施曼讨还血债。这个人经常出没在格拉茨的街道上，等待着罗施曼回家。在格拉茨有罗施曼一九三九年离家时留下的父母，还有他一九四三年休假时娶的妻子海拉·罗施曼。老头在罗施曼父母住的房子和他妻子住的房子之间往返徘徊，一心等候这个党卫军的归来。
罗施曼获释后，先是在格拉茨郊外充当农业工人。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回家去过圣诞节。那个老头正在等着他呢。老头藏在一根柱子后面盯着那个身材瘦高，长着浅黄头发和冷酷的蓝眼睛的人走近了他的妻子住的房子，向周围环顾了几次，然后敲敲门进去了。
没用一个小时，这位曾在集中营的老人领着两个魁梧的英国战地保安部的军士来了。这两个英国人半信半疑地敲开这所房子的大门，经过迅速的搜查，把罗施曼从床底下拖了出来。其实罗施曼如果一开始就挺身出来矢口否认，硬说老头子认错了人，或许能让两个军士相信他，而以为老头搞错了。但是他藏到床底下反倒败露了他自己。军士们把他押到战地保安部的哈迪少校那里，少校立即把他监禁起来，同时向柏林和美方查询了有关党卫军的档案。
四十八小时后，他的身分得到了证实，消息便传出去了。英国当局还在波茨坦向俄国人提出查询，要求他们帮助充实有关里加的材料时，美国方面就已要求把罗施曼暂时引渡到慕尼黑，以便让他在美国人在达豪审判其他里加地区集中营的党卫军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英国当局同意了美方的要求。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清晨六时，一名皇家宪兵队军士和一名战地保安部军士押解着罗施曼，从格拉茨登上了开往萨尔斯堡和慕尼黑的火车。
鲁塞尔勋爵停止了踱步，走到壁炉前又磕打起他的烟斗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密勒问。
“他逃掉了。”鲁塞尔勋爵说。
“他怎么啦？”
“他逃掉了。他抱怨说监狱的伙食害得他泻肚了，然后就乘机从行驶中的火车的厕所窗户里跳了出去。等那两个押送他的人砸开厕所的门时，他早就消失在雪地里了。他们再也没有找到他。当然也搜索了一番，但是他显然已经乘着风雪溜之大吉，去找某个专门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组织了。过了十六个月以后，就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你们的新共和国成立，我们把这些全都交给波恩当局了。”
密勒作完记录，放下了笔记本。
“以后该找哪儿呢？”他问道。
鲁塞尔勋爵鼓起了腮帮子：“嗯，我想以后就该找你自己的同胞了。你已经掌握了罗施曼从出生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的历史，后面的就该问德国当局啦！”
“具体哪一个机构呢？”密勒问，心里可直担心他会怎么答复。
“既然这人和里加集中营有关系，我琢磨找汉堡检察院也许合适。”鲁塞尔勋爵说。
“我已经去过了。”
“他们对你的帮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