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的海海岸。这就把整个奥斯特兰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并引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将领们看到前景不妙，与希特勒力争要撤回包围圈里的四十五个师。希特勒拒绝这个建议，重复他那鹦鹉学舌式的叫嚣：“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给包围圈里的五十万军队提供的全部东西就是死亡。这支部队被切断了供应，只能以日益减少的弹药作战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投降了。其中绝大部分作为战俘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季里被运往俄国，只有少数人在十年后返回德国。』
（陶伯的日记中又用了二十页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营里，在饥饿、疾病、苦役和营地警卫的暴行的重重压力下进行的垂死挣扎。在此期间，没有见到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的任何踪迹。但他显然还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那些党卫军军官想到他们可能被复仇心切的俄国人生俘，不禁惊恐万状，准备不顾一切从里加的海路撤退，带上最后残存的一小批囚犯作为他们返回西面的“帝国”的通行证。当俄国人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时，这成了集中营的党卫军人员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他们还能借口需要完成一项对于“帝国”是重要的任务，他们就能继续享有高于国防军的优越地位，躲开被调去与斯大林的师团面对面战斗的可怖前景。他们给自己分派的这项“任务”，就是把他们的过去统治的集中营里少数残存的可怜虫押解回仍旧是安全的德国心脏地区。有的时候党卫军警卫的人数竟比蹒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戏变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后我们到达里加市时，已仅剩下四千人。我们的队伍直接走向船码头。我们能够听见远处一种奇怪的响声，象打雷一样，沿着地平线传来。我们愣了一会，因为我们从未听过炮弹或炸弹的声音。消息随即在我们这些被饥饿和寒冷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间传开——是俄国人的迫击炮弹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当我们到达码头区时，那里已布满党卫军的官兵。我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地点见过这么多的党卫军。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一定比我们多。我们在一座仓库前面排成几行，大部分人又以为要在这里用机枪把我们毙掉。但是并非如此。
显然党卫军部队打算利用我们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来过里加的犹太人中的最后残余，作为他们从俄国人的挺进中脱逃的口实，作为他们返回“帝国”的通行证。运输工具是一艘货船——逃出包围圈的最后一艘，停泊在六号码头。在我们望着它的时候，德国人正开始把靠码头较远的两座仓库里几百名德国陆军的伤兵用担架抬上船。
罗施曼上尉到来时，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在发船的状况，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装运的是德国陆军的伤兵，便转过头来对抬担架的看。
护兵大叫一声：“停下来！”
他越过码头冲到他们面前，打了一个看护兵的耳光。他快步绕到我们囚犯的队伍跟前吼道：“你们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这些人撵走。把他们弄下来。这艘船是我们的。”
在跟我们一道来的党卫军的枪托推搡下，我们开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后面观看装船的几百名党卫军士兵跟着我们涌上船去。先头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担架往码头抬去，或者不如说，他们刚要往码头抬去，另一声吼叫制住了我们。
当我听到吼叫声时，我正走到舷梯下面准备往上爬，我转过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陆军上尉正跑下码头，在舷梯口离我相当近的地方停下来。上尉抬起头瞪着甲板上抬着担架准备卸人的那帮人叫道：“谁命令把这些人抬走的？”
罗施曼从他后面走上来说：“是我。这艘船是我们的。”
上尉转过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艘船是派来运陆军的伤兵的，”他说，“它要装走的是陆军的伤兵。”
他说着就转过头去吆喝陆军的看护兵继续抬伤兵。我打量着罗施曼。他站在那儿颤抖，我以为他是在发怒，后来我看出他是恐惧，他害怕要留下来面对俄国人。俄国人不象我们，他们是带着武器的。
他对看护兵尖声叫道：“把他们撂下！我以‘帝国’的名义征用了这艘船。”
看护兵不理会他，他们服从国防军上尉。上尉离我只有两米远，所以我看清了他的脸。他因过度疲乏而脸色发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侧满是皱纹，下颌上留着几个星期没有剃过的胡碴。他看到装载伤兵的工作重又开始，便打算从罗施曼身旁走过去监督他那些看护兵。
从积雪码头上拥挤的担架堆里，我听见一个汉堡腔的声音叫道：“上尉，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
国防军上尉正走到罗施曼跟前，这个党卫军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个转，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见惯，但今天这样的下场倒从未见过。上尉挨了这一家伙，摇晃摇晃脑袋，紧握拳头，对着罗施曼的下巴用右手狠狠给了一拳。罗施曼跌跌跄跄倒退了几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股血从嘴里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