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副手克劳斯监督下，根据上面的命令，消灭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犹太区在城市的北沿，再往北就是开阔的乡村。沿着犹太区的南边是一堵墙，其它三面则用多层铁丝网严密封锁。在北面有一座大门，这是出入的唯一通道。大门由驻着拉脱维亚党卫军的两座了望台卫护。从大门直通犹太区中心到达南墙的一条道，叫小丘街。街的右边（对着大门从南往北看）是锡广场，那是在点名时挑人和处决人的地方，即挑选苦役队的人，执行鞭刑和绞刑等等。广场中心树立着绞刑架，上有八个铜钩，常备的绳套在风中来回摇荡。每天晚上绞刑架上至少吊着六个不幸的人，经常这八个吊钩必须连续绞杀几批，才能使罗施曼对他的日课感到满足。
整个犹太区肯定不到两平方哩，在这个方圆内曾住过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在我们到达之前，里加的犹太人（至少还剩两千人左右）完成了清扫瓦砾的工作。所以我们这批五千刚出头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住在里面，还是宽敞的。但我们到达后，人还一天天不断运来，直到这个犹太区的人数猛增到三万至四万之多。所以每当运来一批新的，就要从原来的居住者中处决一批，其数量恰好是等于新来的幸存者，以便给新来的人腾出地方。
如若不然，那么过分的拥挤，就会使我们这些人中的劳动力的健康受到威胁。罗施曼更是不愿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在我们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建筑得最好的房子，一人一间房，睡在真正的床上，把帘子和外衣当毯子用。我隔壁房间的邻居，在一个大水桶里喝足了之后说，情况也许不至于太坏。我们还没碰上罗施曼呢。当夏天转换为秋天，秋天转换为冬天时，犹太区的状况变得更坏了。每天早上，所有的人——主要是男人，因为到达这里的妇女和小孩被处决的要比适合服劳役的男人多得多——在拉脱维亚人的枪托的敲打下，被赶到锡广场集中，开始点名。实际上一个名也不点，只是数数人头，分成几个劳动队。几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列队离开犹太区到邻近大批新建的车间去进行十二小时的强迫劳动。
我早先曾说自己是个木匠，这是不真实的。不过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见过木匠干活，也完全了解怎么干。我猜测——并且猜对了——木匠总归是需要的，我被送到邻近的木材场劳动，在那里把当地产的松树锯开，为部队预制临时营房。
工作极其劳累，足以摧毁一个壮汉的筋骨，因为无论冬夏，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拉脱维亚沿海低洼地区又冷又潮的室外劳动的。
我们每天的口粮是：早上出发上工前，每人半公升所谓的汤，主要是着了色的水，有时里头有那么一疙瘩土豆。晚上回到犹太区，又是半公升所谓的汤，加上一片黑面包和一个发霉的土豆。
对于把食物带进犹太区的处分，就是晚点名时在锡广场马上当众绞死。尽管如此，冒这种危险却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每天傍晚当劳动队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进入大门时，罗施曼总是和他的几个同伙站在入口处，对进来的人作现场检查。他们可以随意叫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命令他离开队列在大门旁边把衣服剥光。如果从衣服里找到一个土豆或一块面包，那么当其他人走向锡广场进行晚点名时，这个人就得留在后面。
大家集合完毕后，罗施曼就昂首阔步地走来，后面跟着党卫军警卫和十来个倒霉蛋。其中的男人登上绞刑台，脖子上套着绞索，等待点名结束。然后罗施曼沿着绞架走过，向他头上的那些面孔龇牙狞笑，并且逐一踢去他们脚下的椅子。他喜欢在临死者的当面干这一手，使他们能看见他。有时他假装要把椅子踢掉，而在最后一刻又把脚缩回来。
当他看到受刑者站在椅子上颤抖——以为自己已经吊在绞索上，实际仍旧站在椅子上——就纵声大笑。
有时受刑人会祈祷上帝，有时他们会喊着求饶。罗施曼喜欢听这个。他假装自己有点聋，竖起耳朵问道：“你能大声点吗？你说了些什么？”
他踢掉椅子——它实际上更象一个木匣子——之后，就转过头来对同伙说：“天哪，我真该有一个助听器。”
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对于我们这些囚犯来说，爱德华·罗施曼变成了恶魔的化身。他干什么都是花样百出的。
当妇女带食物进来被抓着了，她首先得看着男人被处绞刑，特别是碰上其中有她的丈夫或兄弟。
然后罗施曼让她在我们面前跪下（我们沿广场的三面排列），由营地的理发师剃光她的头发。
点名完了之后，她就被带到铁丝网外面的墓地，让她掘一个浅坑，然后跪在坑边，罗施曼或旁的党卫军用手枪顶着她的后脑壳开一枪。谁也不让去看这种行刑的场面，不过拉脱维亚的警卫漏出一些风声说，他时常让子弹在妇女的耳朵边擦过，使她因惊恐而掉进坑里，然后再爬出来跪在原地。
有时他开空枪，只不过咔嚓一响，而这个妇女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些拉脱维亚人都是些凶残的家伙，但罗施曼搞的这些把戏却使他们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