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吗？”密勒感到迷惑和不安。象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当他十二岁左右在学校里读书时，人们告诉他说，他和他的所有同胞对重大的战争罪行都负有责任。他当时囫囵吞枣，甚至都不明白究竟指的是什么。
后来就很难弄清楚老师们在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讲的那些话的意思了。没有人可问，也没有人想讲，老师们和父母们都这样。只是到了快成年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读到一点有关的东西，尽管他所读到的使他恶心，他却没有感到这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远得很了。事情发生时他并没有在那儿，他的父亲没有在那儿，他的母亲也没有在那儿。他心里自我辩解说，这跟彼得·密勒有什么相干的呢，所以他从没有去打听过姓名、日期和种种细节。他奇怪勃兰特为什么提起这个问题。
勃兰特搅动一下他的咖啡，他也有点不怎么自在，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昨晚上那个人，”他终于说道：“他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集中营呆过。”
密勒回想起昨晚担架上骷髅似的死人。他们最后都落得这么个下场吗？哪有的事。那个人无非是十八年前让盟军解放出来后活着活着就老死了。可是那张脸继续浮现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或者至少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看见过一个在集中营呆过的人。他也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党卫军杀人犯，这点他可以肯定。真碰到了，一定会知道的啊。
他回想起两年前在耶路撒冷审判埃希曼时报刊的热烈反应。各报好几个星期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他想起在被告席上的那张脸，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觉得它那么平淡无奇，平淡得让人泄气。正是读了有关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才第一次稍稍明白，党卫军是如何干那些勾当，他们又是如何逃脱处罚的。不过那些事都发生在波兰、俄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很久很久以前。他看不出跟他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他把他的思路拉回到现在，拉回到勃兰特的谈话在他的心里引起的不自在感觉。
“怎么回事？”他问那警探。
代替回答，勃兰特从他手提皮包里拿出了用棕色纸裹着的一包东西，从桌面上推过来。“那老头留下一本日记。实际上他并不太老，五十六岁。看来他当时就作了摘记，藏在他的裹脚布里。战后他全部改写过，就成了这本日记。”
密勒不是太感兴趣地看了看那包东西，“你在哪儿找到的？”
“它就放在尸首旁边，我拣起来带回家了。昨天夜里我把它看了一遍。”
密勒略带挖苦地看着他的老同学，“怎么样，很坏吧？”
“可怕。我简直没法想象会是那样坏，我是指他们对犹太人干下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把它带给我？”
勃兰特这下感到不好回答了。他耸了耸肩膀，“我本来以为它可以让你搞出一篇故事。”
“现在它属于谁所有？”
“从法律上讲，属于陶伯的继承人，可是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们的。所以我想，它属于警察局，不过他们也只是把它归档而已。你可以拿去，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给你的。我不希望局里找我的麻烦。”
密勒付了账，两个人走出去了。
“好吧，我把它看一遍。不过我未必会为它大动感情，也许能给杂志搞出一篇东西。”
勃兰特半笑着转向他，“你是个玩世不恭的坏蛋。”他说。
“不，”密勒说，“我不过象大多数人一样，只关心眼前的事情。你怎么啦？在警察局混了十年，我还以为你早已是个硬心肠的警官咧。这件事真让你动感情了，是吗？”
勃兰特又显得严肃起来。他看着密勒手臂下边挟的那包东西，慢慢地点点头：“是啊。是啊，是那样，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那样坏。再说，这并不都是过去的事情，事情是昨晚上在汉堡这儿结束的。再见，彼得。”
警探转身走开，他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