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点想回到一家日报的编辑部，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成了一名自由记者，专门采访德国国内新闻，主要跟罪犯、警察、黑社会打交道。他母亲嫌恶这个工作，责怪他跟“下流人”厮混。他辩解说，他正在成为国内最吃香的采访记者之一，但这并没有能使她相信，记者的工作是值得她的独生儿子去干的。
无线电播送出各种报道的时候，他的脑筋也开始跑马，想找出一个能从德国国内加以配合的新“角度”，从侧面来记述这件大事。波恩政府的反应，这会由波恩的报纸编辑报道；有关肯尼迪同年六月访问柏林的回忆，那会从柏林报道出去。看起来他搞不出什么精彩的图片特写，来卖给德国二十来家画刊中的任何一家，它们原是他这一新闻行当的最好的买主。
倚着车窗的那个人发觉密勒有点心不在焉，还以为这是出于对去世的总统的悲痛之情。他马上打住关于世界大战的谈话，换上了同样庄重的表情。
“是啊，是啊，是啊，”他自作聪明地叽哩咕噜着，好象他看见了事情全部经过似的，“粗鲁的人民，这些美国人，请记住我的话，粗鲁的人民。他们身上有一股暴力，我们这儿的人是永远没法理解的。”
“可不是。”密勒说，他的心思仍然在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人终于明白过来，“好，我该回家了，”他直起身子说，“再见。”然后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密勒发觉他动身要走，“好，晚安。”他从开着的窗口喊了一声，然后把车窗旋上，以抵御朝易北河方向疾扫而去的雨雪。无线电里的音乐继续保持哀伤的调子，广播员说今晚不会再有轻音乐了，只有新闻报道间以适当的音乐。
密勒靠在他的“美洲虎”牌汽车的舒适的皮靠背上，点燃一支“罗特－汉德尔”。这是一种不带过滤嘴，用黑色烟草制成的有股恶臭味的香烟，也是叫他母亲抱怨她那令人失望的儿子的另一件东西。
人们往往喜欢事后追忆，如果……或者如果不，那将会如何呢？这通常是白费精神，因为将会如何，这是人们最难以预测的秘密。但说如果那天晚上密勒不开无线电，他就不会把车子停在路旁达半小时之久，他也就不会看到救护车，或者听到所罗门·陶伯或爱德华·罗施曼的事，而四个月之后，以色列共和国或许就不再存在了。这样说恐怕是不错的。
他抽完烟，边听着无线电，边旋下车窗，把烟屁股扔出去。他一按XK150S型“美洲虎”的斜长车盖下边3.8公升引擎的按钮，它轰隆一响，就转入那习惯性的令人感到舒适的嗡嗡声，象一只发怒的野兽试图冲出牢笼。密勒打开两只前灯，看了看后边，就驶进奥斯多夫公路沿线熙来攘往的车流中了。
他驶到斯特勒塞曼街的红绿灯附近，正赶上是红灯，听见后边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那救护车从他左边疾驰而过，警报器的哀鸣声忽起忽落，驶到开着红灯的十字路口时稍稍减缓速度，然后从密勒的鼻子跟前穿过，向右拐进达依姆勒街。密勒作了纯粹本能的反应，他扳了扳离合器，“美洲虎”便跟在救护车后边飞驶，保持二十米的距离。
他刚跟上，马上又想不如回家，也许这里面什么都捞不到，但谁知道呢。救护车表明出了什么麻烦，而麻烦或许表明能弄出个什么故事来，尤其当一个人首先来到现场，赶在那些报社记者之前把全部事情都搞个一清二楚。这可能是撞车事故，码头大火，或者公寓失火，里面困着小孩。什么都有可能。密勒常常在他车上放手套的小格子里带一架有闪光设备的亚希卡小照相机，因为很难知道他眼前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知道有一个人，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在慕尼黑机场等飞机时，正碰上那架载着曼彻斯特足球联队的飞机在离他几百米的地方撞毁了。那人根本就不是个职业摄影师，但他取下了为度个滑雪的假日而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摄了飞机起火焚烧的最初几张独家照片。画报付了五万多马克买了这些照片。
救护车穿过阿尔托纳区那些弯弯曲曲的狭小蹩脚的街道，拐过左边的阿尔托纳火车站，朝河边开去。驾驶这辆扁头高顶的“梅西迪斯”牌救护车的人，是很熟悉汉堡，很会开车的。密勒尽管加大了速度，车上又有硬悬挂装置，他还是可以感觉到“美洲虎”的后轮在雨湿的圆石子路面上直打滑呢。
密勒望见门斯克汽车零件仓库一闪而过，又过了两条街，他原先的问题得到了解答。救护车开进一条贫穷破旧的街道，照明很差，在雨雪横飞中显得阴阴沉沉，路旁是一些残破不堪的公寓和出租单间的房子。它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住，有一辆警车早已停在那里了，蓝色的顶灯在滴溜溜地转动，光线投射在一群聚集在门口看热闹的人脸上，显得阴惨惨的。
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斗篷雨衣的警长向人群大声吼叫，要他们后退，给救护车在门口让出块地方来。“梅西迪斯”开到门口停住。司机和工作人员下了车，奔到车后头，抬出一付空担架。跟警长简短地讲了一句什么话，他们就急急忙忙上楼。
密勒把“美洲虎”开到路对过二十码远的地方，扬起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