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矿山、矿藏、赛马，人们怕偷或怕人破坏的东西，甚至他们自己。工资很高，你可以好好地抚养儿子。”
“看来，刨根问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普雷斯顿笑着说。
老头子盯着窗外，好像在想着久远的事情。“我也曾经有个儿子，”他小声说，“就一个，一个好小伙子。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死了。我知道你的感情。”
普雷斯顿吃惊地在反光镜中看着老头子。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残酷无情、奸诈狡猾的老牌间谍，也曾一度在客厅的地毯上让儿子当马骑过。
“对不起。我可以在那儿给你找个差事干。”
他们来到机场，退了租来的车，飞回伦敦。跟他们来时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在安全房子楼上的那个人看着英国人的车子开走了。他自己的车要过一个小时才能来。他转身回到屋中，坐在桌子旁，再一次地研究他带来的，并且仍然在他手中的卷宗。他很高兴，这次会面很成功，他手中拿的卷宗可以使他的将来安然无恙。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中将，作为一位职业间谍，对“曙光计划”感到很遗憾。这个计划曾经是很好的；阴险狡诈、难以捉摸，而且行之有效。但是，作为职业间谍，他也很清楚，一旦计划很完善而又会引起众怒，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取消该计划。亡羊补牢，未必迟也。但如果拖延的话，就会酿成大祸。
对于他的信使从伦敦简·马雷那边带回来的一批材料（间谍代号为汉普斯特德所搞来的东西），他是记得很清楚的。其中六份是普通的材料，但这种材料也只有乔治·贝伦森这种身居要职的人才能搞得到的。但第七份材料却使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这份材料是贝伦森给马雷的备忘录，让马雷递交给比勒陀利亚。在备忘录中，这位国防部的官员谈到，作为军需处的副处长、并且专门负责原子装置，他是如何得到五局总局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绝密报告的。
这位反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告诉核心小组说，他们业已发现一名苏联间谍的大部分情况，该间谍正在把一枚箱式原子弹偷运到英国进行组装和引爆；正在跟踪这个间谍，五局越来越逼近这个在英国负责该行动的苏联间谍，并且确信，依靠必要的证据，完全可以抓住他。
由于这个消息来源，卡尔波夫完全相信了这个报告。于是，一方面让英国人干下去，但另一方面却感到很危险。如果英国人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干成功了，就没有义务非捂住这个可怕的丑闻不可。如果不想出现这个丑闻的话，就得捎过去一个信息，使某个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将来，还可以跟这个人讨价还价。
接踵而来的就是他个人的去向问题……在别列德尔基诺那春天的绿茵茵的树林里，他独自徘徊了好长时间。最后，他下定决心要冒一次一生中最大的风险干它一下。他决定对努巴尔·盖沃科维奇·瓦尔塔年的私人办公室作一次秘密拜访。
他向来是小心谨慎地挑选自己的人。大家认为，来自亚美尼亚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是政治局内秘密派别的头头。政治局委员们私下认为，是改变一下上层领导集团的时候了。
瓦尔塔年一言不发地听着他讲，知道自己的办公室早就被窃听了。他一边听着，一边用他那闪闪发光的黑眼睛盯着这位克格勃将军。卡尔波夫讲完后，他问：“你能肯定你的消息是可靠的吗，将军同志？”
“我有克利洛夫教授谈话的全部录音，”卡尔波夫说，“那时录音机在我的手提包里。”
“那么伦敦来的情报呢？”
“这个消息来源是毫无问题的，这个人我已经亲自掌管三年了。”
这位亚美尼亚政治掮客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不仅仅在考虑如何利用这个消息，而且他似乎想得很多。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我国的最上层已经是在蛮干和冒险了，如果证明是这样的话——一个人总需要有证据的。结果也就只好把上层改变一下。日安，再见。”
卡尔波夫明白了。如果苏联的这位顶峰人物倒了台的话，他所安插的那些人就都要完蛋。如果上层变化了，克格勃的主席就要出现空缺，这个空缺对他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为了拼凑党内势力的同盟，瓦尔塔年需要证据，更多的证据，确实的。不容否认的证据，要有真凭实据来说明这种冒险的蛮干几乎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谁也没有忘记米哈依·苏斯洛夫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就是利用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进行冒险的罪名。
这次会面后不久，卡尔波夫便把温克勒派到英国去了。这是他的卷宗里所能找到的最差劲的间谍。他的消息捎到了，而且对方明白了。现在，他手里拿着他的亚美尼亚恩主所需的证据。他把那些文件又看了一遍。
虚构的审讯和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少校向英国当局的供词，还需要一点补充，但他在雅辛涅沃以外还有人，他们可以完成这件事。那些审讯报告是最说明问题的，这是主要的。甚至普雷斯顿的总结报告也都是原件的影印件，只是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