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琴柯。在这个倒霉的国家中身败名裂的苏联军官的名单就有上长串，而其中差一点就填上了马尔琴柯的名字。
“对，好吧，我知道我还没还愿。但别问我这几周干什么。特殊任务，离心口很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别问名字，也别问怎么回事。”他用香肠一样的手指点着鼻子的一边，并且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卡尔波夫俯过身去，从第三瓶酒中给军事情报处的将军斟满酒。“当然，我懂。对不起，我不该问，”他重下保证似地说，“别提了，打仗的事也别提了。”
马尔琴柯劝告似地伸出手指。他的眼睛已经红了。他使卡尔波夫想起了一只躺在灌木丛中受了伤的野猪，酒精使他的头昏昏沉沉，不知道疼痛和流血，但他仍然还是很危险的。“不是打仗，不提打仗，什么愁事也别提。发誓保密……大家都保密。很高，高得你无法想像，不要再提了，OK？”
“做梦都没有想到。”卡尔波夫说，又倒上了酒。由于马尔琴柯醉了，他便总是抢先给他倒得满满的，而自己的杯中却少得多；但他要控制自己的眼神也是很费劲的了。
两个小时以后，最后一瓶阿克塔马尔也倒了三次了。马尔琴柯已经麻木了，将脸贴在胸前。卡尔波夫又举起杯，连声喊干杯。“为忘却而干杯。”
“忘却？”马尔琴柯惊恐地摇着头，“我没事儿。为你们第一总局那些见不得人的混蛋干杯，不是为了忘却……”
“不对，”卡尔波夫纠正说，“忘却那个计划，我刚刚把它忘了，不是吗？”
“曙光？对，忘却它。管他妈的是不是好主意。”
他们干了。卡尔波夫又倒上酒。“叫他们都见鬼去吧，”他提议说，“菲尔比老色鬼……还有那个院士……”
马尔琴柯同意地点着头，白兰地从他的嘴里淌出来，流过下巴。
“那个克利洛夫，把他们都忘了。”
当卡尔波夫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的汽车时，已经是午夜了。他靠在一棵树上，把两个指头伸到喉咙里，往雪里使劲吐了一阵，又吸进几口夜晚的冷风，觉得好多了，但要把车开回自己的别墅还是很要命的。他一路上撞坏了挡泥板，有两次都吓得要死。路德米拉还没睡，穿着睡衣，帮他收拾上了床，知道他这种样子开出了莫斯科，简直后怕得要死。
星期六上午，普雷斯顿开车来到顿布里奇接儿子汤米。跟往常一样，爸爸一来学校接他时，他的话就没完没了，回忆过去一学期的往事、憧憬下学期的活动、假期的计划、赞扬他的朋友和他们的美德、咒骂不喜欢的事情。
衣箱和糕点盒放在汽车的尾箱里。对普雷斯顿来说，开回伦敦是一件惬意的事。他讲起了这一周中计划要做的事情，使他高兴的是，孩子很同意；只是当他提到一周以后要回到朱莉娅和她那个成衣匠伙伴的高级、豪华、昂贵的住宅时，孩子的脸上立刻布满了云雾。那个人老得简直可以做他的祖父。普雷斯顿担心的是，一旦与那个住宅发生点儿断交的事，就会导致陷入僵局的地步。
“爸爸，”他们开过沃克斯豪尔桥时，孩子说，“为什么我不能老跟你待在一起呢？”普雷斯顿叹了一口气。对一个12岁的孩子，是很难解释清楚婚姻破裂及其所带来的后果的。
“因为，”他谨慎地说，“你妈妈和阿奇没有真正结婚，如果我要坚持跟妈妈正式离婚，她就要向我要一笔钱，叫抚养费。可惜的是，靠我的工资拿不起这笔钱，至少，不够我自己、你上学和妈妈的花销。现在还没有走到那种地步，但如果我拿不起抚养费，法院就会判决你归妈妈，咱俩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常见面了。”
“我以前不知道是因为钱。”孩子伤心地说。
“归根到底，什么事都是因为钱。虽然可悲，但却是真的。几年以前我若是能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的话，你妈妈也不会跟我分开。我那时只是一个军官。我转业参加内务部工作后，工资仍然还是不够花。”
“那你在内务部到底干什么呀？”孩子问。他离开了父母不和的话题。孩子想把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岔开。
“噢，一个小小的文职人员。”普雷斯顿说。
“天啊，一定很没意思吧？”
“对，”普雷斯顿承认说，“我想，确实没意思。”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直到中午才从昨晚的大醉中醒过来。吞了六片阿司匹林，吃过午饭以后，才觉得好了一些，他决定出去走一走。
他模糊地想起一些东西。他有点印象，好像记得在不远的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克利洛夫这个名字。他想了好长时间。在别墅里，他有一本严控的参考书，书中提供了克利洛夫教授的情况：伏拉基米尔·伊里奇·克利洛夫，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终身党员，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委员，等等，等等。这些他都知道了，但他还有一些东西。
他在雪地里遛哒着，低垂着头，陷入沉思。孩子们都滑雪去了，趁着春风尚未融化这些积雪之前，再痛痛快快玩一场。路德米拉。卡尔波娃跟着丈夫，她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