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遗物单中也没有提到筒里的东西这一有用的线索。只是提到一只圆烟丝筒以及里面的东西，这也许被认为是二两烟丝呢！
普雷斯顿在头脑中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种可能：谢苗诺夫是进入英国的特务。推论：不可能。他包括在海员名单中，轮船开回列宁格勒时少了他的话，会引起怀疑的。
那么，这样的话，他是随船到格拉斯哥来，再在星期四晚上回去。可是，深更半夜在大西路干什么呢？要留下什么东西或接头？对。或者是取什么东西带回列宁格勒？更对。但是，答案又扩展开了。
如果他把要送的东西已经送出去了，为什么还要保护这帆布袋？好像那是他的命一样呢？里面的东西早就应该不在了。
如果他是来取什么东西的，但还没有取到，也会是上面所分析的情况。如果他已经取到了东西，为什么他身上一点说明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呢？像纸张材料等等。
如果他来取的或送的东西可以藏在一个人的用品里，为什么还要带一只帆布兜呢？如果有什么东西缝在上衣或裤子里，或藏在一个鞋跟里，为什么不让流氓拿走帆布兜呢？而流氓要的就是这只袋子。这样，虽然他可能受点轻伤，但可以免去一顿毒打，并且可以去接头或者回到船上去。
普雷斯顿又在脑中考虑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他是作为信使来与一位已经潜入英国的苏联间谍直接见面的。来传送一张纸条？不像。还可以有十几种更安全可靠的方法来传送密码情报。来接替一个潜伏间谍，两人互换？不对，工资本上的照片显然是谢苗诺夫本人。如果他是来替换一个间谍的话，莫斯科应该给他一个工资本的副本以及适当的照片，以便与他对换的那个人能以水手谢苗诺夫的身份上到柯马洛夫院士号船上来。工资本应该在那人身上，除非是缝在……缝在什么里呢？
缝在上衣里？那么为什么宁肯挨踢而护着一个帆布袋呢？在帆布袋的底上？很可能，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集中在帆布袋上。
快到半夜时，他往卡迈克尔家里打电话。“你能在8点来接我吗？”他问，“我想到帕蒂克派出所察看一下东西，你能送我去吗？”
星期五早上吃早饭时，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告诉妻子路德米拉说：“你下午能带孩子坐伏尔加去别墅吗？”
“当然能了。你从办公室直接到那儿去吗？”
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我得晚一点儿，我要去看军事情报处的一个人。”
路德米拉心中叹了一口气。她知道他在阿米巴特区藏着一个野鸭子小秘书。她是从夫人们的闲聊中知道的。在她们这个阶层的一次聚会上，与会者都是她们这样的华贵夫人，她听说了。她还知道，他并不知道她已经听说了。
她今年50岁。他俩已经结婚28年了。他的工作很好，她又是个好妻子。他们的婚姻曾经很美满。但跟其他嫁给第一总局的官员的夫人们一样，她已经不知有多少个夜晚空守孤灯；而他却在外国领土上的使馆保密室里埋头工作。她不会外语，却也耐着性子挺过了无数次枯燥烦闷的外交鸡尾酒会；而她丈夫讲着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潇洒自如地应酬着各方人士。
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星期了，她一个人拖着几个小孩子，挤在一个屋子里，什么帮手也没有；而他呢，那时还是一个年轻军官，不是去学习，就是出差，再不就是站在柏林墙的黑影里，等着信使到东柏林来。
她也知道，当一个驻外的同事叛逃到西方后，反情报人员便一连几个小时地追问丈夫关于那个人及其老婆都说过什么的可怕情景。尽管她是清白的，但一听到这些，也充满了惊慌和一种无名的恐惧。她也眼睁睁地看到过一个叛徒的妻子被押上飞机的情景，虽然她非常了解那人的妻子，但也只能是隔岸观火、爱莫能助。他安慰她时曾说过，这种工作就是这样。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已经成了将军，莫斯科的住房宽敞明亮，空气清新。她按照他所喜欢的样子盖了别墅，非常漂亮，周围是松树，屋里是全铺地毯，既舒服典雅，又有田园风光。
两个儿子是他们的财富，都在大学念书，一个学医，一个学物理。再不会住那些讨厌的使馆房屋了。而且，再过三年，他就要退休了，又荣耀，又有可观的退休金。所以，他一个星期非要跟那个小婊子混一混不可的话，对当前的现实不会有什么大影响；或许这样比酗酒闹事还强一点。有些人不是这样吗？或者，比那种过了岁数无法安排的上校也要强得多，他们只能被派到某个可怜的亚洲共和国去度过余生。尽管如此，她在心中还是叹了一口气。
帕蒂克派出所在格拉斯哥这座美丽漂亮的城市中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楼房。昨晚殴打自杀案的遗物只是照章办事才存在这里的。值班的警士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了一个警察，便领着卡迈克尔和普雷斯顿来到后面，打开一间屋子，里面是一排带瓷砖的格橱。卡迈克尔给他一张卡片，并解释说他和同事还得检查一下遗物，以便完成报告。因为死者是一名外国海员，必须如何如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