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奈杰尔·欧文爵士同一个朋友在牛津共进晚餐。
如同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英国高等学府一样，一般的公众都知道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它并不存在。
实际上是有的，但它是如此之小，如此之隐蔽，以至于任何在英伦三岛的院校内进行考察的人，在树木花丛间一走一过时，一眨眼就会将它漏掉。它的房舍都小巧玲拢，深藏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它不颁发学位，不教学生。因为没有学生，也就没有毕业生，所以也无从颁发学位。但它有自己的讲师和教授。他们有时在一起聚餐，但都分散地住在城内各处，有的住在别的地方，只是偶尔地来看看。有时请外边的人来给教师们讲座——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而这里的讲师教授们也把论文交到英国的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严肃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论文。它的经费也同那里保存的文件一样，都是不公开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专家库”，储备着各种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从事理科方面的研究，而是从事某种规律和时事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
奈杰尔爵士跟这里的主人杰里米·斯威亭教授在饭厅里进了丰盛的晚餐后，教授把他带到家中喝葡萄酒和咖啡。教授家在牛津外面一所令人满意的房子里。
“那么，奈杰尔，”他拧开一瓶泰勒牌葡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的炉火前的时候，斯威亭教授说，“你有什么事呀？”
“杰里米，你听说过英国革命宣言这个东西没有？”
斯威亭教授将葡萄酒举到空中，盯着看了好长时间。“听我说，奈杰尔，这可真是个难题呀，你要是坚持让我解释一下的话，那这个晚上就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作为回答，奈杰尔爵士递过去普雷斯顿的报告。斯威亭教授仔细地读着，花去了一个钟头。奈杰尔·欧文知道，斯威亭跟约翰·普雷斯顿不一样，教授不是到处跑的人。他不到市面上去，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夺取政权的教导，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所从事的和专心致志的就是阅读、研究、归纳和分析。
“不简单，”斯威亭还回报告时说，“不同的探讨，不同的态度，当然，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
“愿意说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吗？”
“当然了，还只是理论阶段，”斯威亭教授歉意地说，“在风中摇摆的千万根稻草，可能形成一个草垛，也可能形不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直是1983年6月以来我的观点……”
他谈了两个小时。当奈杰尔爵士在后半夜被送回伦敦时，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柯马洛夫院士号停泊在格拉斯哥中心的芬尼斯顿码头，这样，那里的巨大吊车便可以在明早把水泵等装到船上。这里没有海关检查和移民手续，外国船员可以直接从船上登陆，穿过码头，进入格拉斯哥市内。
半夜时分，当斯威亭教授仍在侃侃而谈之际，水手谢苗诺夫走下跳板，沿着码头走了100码，躲开贝蒂酒吧外面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吵着再喝一杯的海员们，拐到芬尼斯顿大街。
他的样子并不显眼，穿着磨坏了的鞋，灯芯绒裤子，高领套头毛衣和带风帽的外套。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帆布袋，袋口被穿绳扎紧了。他穿过克莱德岸边的铁路桥，来到阿加尔大街，向左走下去，来到帕蒂克路口。他并不看地图，一直向前走，来到海因德兰路。走了1英里后，又来到另一条主要街道——大西路。几天前，他就背熟了这个路线。
在这儿，他看了一下表，还有半个小时。从这儿到碰头地点用不了10分钟。他向左拐，朝着庞德旅馆走去。旅馆在划船湖的旁边，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码远，他可以看到那里的灯光。快到大西路和体思丹交叉处的汽车站时，突然看到了一帮人。他们正在汽车站的候车棚下笑着。现在是凌晨一点半。那里有五个人。
在英国，有些地方管这种人叫流氓，或阿飞，但在格拉斯哥，称他们为地痞。他想穿过马路，但太晚了。其中一个人朝他大喊，其他人也跑出了棚子。他会说几句英语，但他们那种大喊大叫的格拉斯哥中音使他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堵住了人行道，他只好走到马路上。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大喊大叫。那人哇啦哇啦喊的话是：“你——袋里——装的——什么啊？”
但他听不懂，所以，摇摇头要走开。他们便一哄而上，拳头像雨点一样擂在他身上，他倒在路上了。他们开始踢他。他模糊地觉得有手拽他的帆布袋，便用两手死命地把袋子抱在肚子前滚起来，任凭他们踢脑袋和腰部。
德文夏山坡俯视着这个交叉路口，山坡上是一排五层楼中级住宅，由黄色和灰色的石块砌成。在一幢住宅楼的最顶层住着希尔威斯特太太，一位老寡妇，她一个人住着，患有关节炎，久久不能人睡。她听到下面街上的喊叫，颤巍巍地下了床来到窗前。看到外面的情景，又晃悠悠地穿过房间赶到电话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