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老大，”他爽快地说，“你在哪儿呢？”
“你知道敝舍吗？”
“当然知道，你让我来吗？”
“对，那太感谢了，”鲍利索夫说，“你什么时候来？”
“大约6点吧，行吗？”卡尔波夫提议说。
“我准备好一瓶烈性伏特加。”鲍利索夫说完就挂了电话。
“根本不是为我。”卡尔波夫嘟哝道。跟别的俄国人不同的是，卡尔波夫根本不会喝酒。即使喝，也只喝高级的亚美尼亚白兰地或苏格兰丹麦芽威士忌。这些酒都是在伦敦装在信使袋中专门给他带来的。他认为伏特加是讨人嫌的，而烈性伏特加更是糟糕。
他想，这个周日的下午去别列德尔基诺算是吹了。他打电话告诉路德米拉说他回不来了。他没有提鲍利索夫，只是说他脱不开身，得半夜才能回到他们在莫斯科中心的家中。
另外，他被鲍利索夫那种不寻常的粗暴搞得没了情绪；他们一起共事很久了，他不好意思发脾气。但是，一向老实巴交而又麻木不仁的人，出现这样的情况未免有点反常。
星期日下午刚过5点，苏联民航的正常班机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苏联民航的所有机组里，都有一个人一身侍二主——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克格勃。大副罗蒙诺夫不是克格勃人员，他只是一个交通员，不时地给同事们传递情报或出差办事。
整个机组人员关闭了飞机，交给地面人员，便去过夜。第二天，他们还要飞回莫斯科。跟往常一样，他们通过机组人员入口，海关人员草草地检查了一下他们的背兜和手提包。有些人还带着轻便半导体收音机，谁也没有注意罗蒙诺夫挎着的索尼收音机。对于一个苏联公民来说，西方奢侈品是出国旅行的外快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外汇控制很严，但是盒式收录机以及给在莫斯科的妻子买点香水之类，是必不可少的。
海关手续办完了之后，他们便乘面包车来到格林公园旅馆，苏联民航经常在这里下榻。在莫斯科，飞机起飞前三个钟头的时候，把半导体给了罗蒙诺夫的那个人一定知道，在希思罗机场是不大监视苏联机组人员的。英国反情报人员认为，尽管这样可能酿成大错，但与越来越广泛的调查行动相比，这毕竟是小事一桩。
罗蒙诺夫进入房间之后，好奇心使他情不自禁地看了看那个半导体收音机，然后，耸了耸肩膀，将它锁在手提箱里，便到下面的酒吧间与其他机组人员一起喝点什么。他清楚地知道，明天早饭以后他该干什么。他要执行这个任务，然后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但他不知道，他回到莫斯科后，要立刻被隔离起来。
卡尔波夫的汽车把结着冰的路轧得咔咔响。刚好6点，他到了。他嘴里骂着鲍利索夫，为什么把周末小别墅选择在这么个鬼地方？
局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鲍利索夫是个怪人。在一个把个人主义和偏离正统思想（更不用说怪癖）都视为大逆不道的社会中，鲍利索夫却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工作特别出色。他从少年时起就参加了秘密情报工作。在训练学校和年轻情报人员用膳的饭厅里，经常传颂着他那些颠覆西方活动的离奇故事。
下了公路半英里后，卡尔波夫可以看到鲍利索夫度周末的小木房里的灯光。其他人都渴望把周末别墅盖在按等级划分的特定区域内，大都在莫斯科以西，乌斯潘斯卡娅桥西边的河岸转弯一带。鲍利索夫却不然。他在首都的大东边，在浓密的树林里。也喜欢像庄稼人的样子，在传统的小木屋中度过周末和假期。海鸥轿车停在板门前。
“在这儿等着。”卡尔波夫告诉司机说。
“我得把车掉过头来，再找些木头垫在轮子下面，不然会冻在地上的。”司机米沙嘟嘟哝哝地说。
卡尔波夫点点头，爬了出来。他没带高筒套靴来，因为他没想到雪会没膝深。他磕磕绊绊地走到门前，把门打得山响。门开了，露出一盏椭圆形的黄光，显然是一盏石蜡灯发出的光。门里站着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鲍利索夫，上着西伯利亚衬衫，下穿灯芯绒裤子，脚上穿着软靴。
“你好像托尔斯泰小说里的人物。”卡尔波夫说。他被引进客厅，里面的砖砌炉子中呼呼地烧着拌子，使屋里温暖如春。
鲍利索夫一边拿起卡尔波夫的大衣，把它挂在一个木橛上，一边低声说：“总比牢房要好得多。”他打开一瓶伏特加，浓得像糖浆，倒在两只矮脚杯中，两人坐下来，中间是一张桌子。
“干杯。”卡尔波夫举起了杯，俄罗斯式的，食指和拇指捏着，小指直伸着。
“你干。”鲍利索夫回答。两人干了第一杯。
一个农民老太婆，胖得像口缸，表情呆板，灰头发挽成一个髻，典型的俄罗斯大妈形象，她从后屋走进来，放下一些黑面包、洋葱、小黄瓜和奶酷块，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好吧，老大，什么事啊？”卡尔波夫问。
鲍利索夫比他大5岁，他不止一次地想道，鲍利索夫太像已故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了。他知道，在局里，鲍利索夫跟其